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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录:企业为避税向慈善机构捐款,热心捐赠的富人

原标题:热心捐赠的富人,正加剧这个世界的不公 | JIC编译

美国企业为享受免税政策向慈善机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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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11日公益时报

赢家通吃


1889年的春天,安德鲁·卡内基发表了一篇关于财富的文章。作为当时最有钱的美国人,卡内基对于财富是最有发言权的。这篇文章先是经过多家媒体转载,再后来被装订成册,成为了为人熟知的《财富准则》。

本报记者 白晓威 编译

《财富准则》对不公平现象进行了公开讨论,认为财富差距是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的代价,但这种发展到最后会惠及所有人。

3月5日,美国纽约大学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各大型公司的高层往往在自己公司股票价格急剧下跌前,及时地将股票捐给自己家庭的基金会。纽约大学专家表示,公司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享受免税和逃避资本收益税。

但完成了财富积累之后,富人们又面临着新难题:这么多钱,怎么办?卡内基认为,“继承财产对子嗣有百害而无一利”;把钱财散给穷人也是个坏主意,因为“施舍并不能解决问题”。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大卫·耶玛克在对美国的151笔股票捐赠调查后,得出这个现象。与此同时,他还发现这个模式的产生可以在某些程度上让公司所捐赠的股票价格得到升值。“快速及时的捐赠大笔数额股票对减免个人所得税有很大的好处。”耶玛克在接受采访时说。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捐赠给专业机构,去帮助那些“渴望自强的人”。卡内基说,富人应该把自己看作穷弟兄们的受托人和代理人,把自己的智慧、经验和管理能力服务于他们。

此次调查中的捐赠行为,全是由各大公司的主席或行政总裁执行。耶玛克将股票捐赠和证券内幕交易作比较。他强调,“这种做法也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因为相关法律规定,上市公司交易股票时,内部人员不得私自出售股票,或者透露任何股票信息,但是如果将股权用于慈善捐赠,并不违法相关法规。

遵照自己的理念,卡内基先后捐赠或成立了卡内基音乐厅、卡内基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内基理工学院,以及多达2500所图书馆。

最大程度享受免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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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富人阶层之所以向慈善机构的捐赠大大超过以往,主要原因是由于联邦政府税法规定:富人们每捐赠3美元,联邦政府便会减免1美元或更多的税收,同时也会免去地产税的征缴。巨额捐款、富人得到合理免税;最富有阶层所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上升,而慈善免税促使美国政府税收下降。

卡内基是靠铁路和钢铁发的家。在写完《财富准则》后三年,他决定在匹兹堡解散赫牧斯泰德工厂(Homestead
Steel)的钢铁联合工会。

在美国,税务局通过三种方式来监督慈善机构的动作:一是慈善机构提供的年度报表,包括年度收支明细账等;二是通过审计慈善机构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三是通过评估对违规的慈善机构给予处罚或罚金。

在新劳动合同中,雇员的薪酬将减少35%,不同意的雇工将被扫地出门。卡内基钢铁公司还雇佣了私家侦探来保卫工厂。在后续的混乱中,至少有16个人被打死。工会以解散告终。

“如果我们对出让股权和捐赠股权没有任何限制的话,在税收上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洞。”耶玛克说:“在公司年度报表出台前将股票出让,公司可以享受到很大的免税,这样至少可以使捐赠者在税收上获利。”

对于批评家而言,Homestead罢工一案与卡内基的立场是矛盾的。一个老板怎么能在无情剥夺自己员工的同时,还声称自己是劳苦大众的资助人?

2月22日,耶玛克将研究报告以税收形式为主要内容,上交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该报告指出,此次调查的151笔股票捐赠,每笔都在100万美元以上,价值总共超过7.28亿美元,其中有25%的股票是由其公司的主席及行政总裁在2003年中至2005年年底所捐。这些捐赠很多时候都是在股票上涨之后或者是在股票价格下降之前进行。

过去我们常说自己生活在一个镀金时代——一个挥霍财富、挥霍慷慨的时代。在过去15年里,将近30000个私人基金会先后成立,其中以捐赠人意见为主导的基金几乎翻了一番。

“从目前的法律环境来讲,这确实是个问题。”一位税务律师杰克·希格尔说。他说:“我认为监管机构目前可以提出一些简单的补救办法,比如,要求捐赠者在两天内必须捐赠股票,同时股票的交易也可以延长时间。”

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迈克尔·布隆伯格、拉里·艾莉森等170多位巨富签署的《捐赠誓言》是《财富准则》的延续和更新。

研究表明,股票捐赠通常只在财政年度总结的最后45天内进行,而这段时间,捐赠者可以充分的享受最大额度的减税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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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的工作令我非常怀疑这种金融交易的日期选择,特别是一些企业高层将自己的股票捐给由自己控制的慈善基金会中。”

但是,随着新慈善基金会的激增,对它们的批判之声也不绝于耳。

是否免税

阿南德·基立德哈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是名记者,2011年,他被提名为阿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研究员。

当下,这些问题在美国民众之间,尤其是富豪阶层中的争论正日趋白热化,在捐赠、减税、民间慈善等问题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观点。

这个研究所的资助名单中有:卡内基集团、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和盖茨基金会。根据阿斯本官网,研究员资质旨在通过“自我探索过程”,“发展下一代具有合作精神的领袖”。

在过去5年中,美国亿万富翁伯劳德总共捐款超过6.5亿美元,他曾先后向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捐赠设立医学研究所;捐巨款资助洛杉矶市艺术博物馆;此外还积极改善城市学校管理和公共教育。

一开始,这位记者还觉得这个研究员是个美差,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在科罗拉多州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

而亿万富翁的着名金融投资家格劳斯,则大大批评这种通过慈善事业避税的做法。格劳斯认为,政府税收的减少为政府实施公共事业建设带来很大的限制。他明确否认有哪个民间机构能比政府在帮助社会民生方面做得更好。

2015年,他借用在研究员大会上发表演讲的机会,对智库大加批判,斥责阿斯本共识就是个空壳。“我们这个时代的赢家被逼着去做更多贡献,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少做些恶。”

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民间的公益慈善活动能更有效地减轻民生疾苦和解决社会问题,将资金过多的捐给慈善机构,造成美国财政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缴数额大大减少。美国国会的税务联合委员会曾公布一项个人所得税数据:美国最富有阶层现在上缴的个人所得税比过去大大减少,在2006年,联邦政府财政由于慈善免税,就少收了大约400亿美元。

基立德哈拉达斯这篇演讲稿洋洋洒洒,最终写成了一部书——《赢家通吃:精英阶层改变世界的小把戏》(“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

“在非洲,有数百万人死于艾滋病和疟疾,而我们将大笔钱用于艺术中心或美术馆的表演,难道说,艺术能治病吗?这对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是毫无意义的。”在本月的一次投资评估报告中,格劳斯明确地指出:“向音乐厅捐赠3000万美元,那并不属于慈善事业,只能说是奢侈的炫耀。”格劳斯举了个例子。

在基立德哈拉达斯笔下,赢家们都有个特点,他们都渴望成功和优秀,但是却并未深究他(她)们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将大笔的资金用于足球运动场和音乐厅,我并不认为市民会投票将自己的税收用于这些事情。”格劳斯表示,他不能接受公共福利、慈善事业与捐赠者享受免税是相称的。

有一次,基立德哈拉达斯同劳丽·缇希聊了聊,她是一个200亿美元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以及“劳丽·M·缇希启迪基金”的捐助人。这个基金会标榜的使命是:为所有纽约人打开机会的大门。

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事业中心调查显示,慈善减免税收的定义自形成至今已有90年,然而在最近5年,慈善免税情况却最为显着。仅在过去5年中,每5000万美元就大约有3/4以上的善款流向大学、私人基金会、医院、艺术博物馆等。美国优良企业局智慧捐赠联盟的总裁阿特·泰勒说:“捐给自己的母校或是医疗机构,这些富人们捐赠的对象大都是与自己生活有关联的领域,所以并不出人意料,毕竟有哪个富豪常与风餐露宿、无家可归的人经常见面呢。”

劳丽说自己饱尝愧疚的折磨。“这是我的使命”,她说。但是当基立德哈拉达斯问,是不是应该对她继承的巨额遗产征收更多税、好减轻她的愧疚感时,劳丽却拒绝回答。她说:“你的历史应该学得比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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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是个非洲裔美国人,在德州长大。他告诉基立德哈拉达斯说,他决定利用自己基金会主席的地位,对这种优越体制及其文化进行拷问。他认为,这一体制使得强者恒强,应该让既得利益者去改善这一体制。

美国富人是怎样通过慈善机构来避税的

但是,“当黄油遇上面包”,实打实地操练时,沃尔克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在K.K.R.,他根本没打算对这个私募基金和杠杆收购天王进行拷问,相反,他对这家金融机构的创始人亨利·克拉维斯大唱颂歌,称其为“慈善家”。


几个月后,沃尔克摇身挤进百事可乐董事会——一个能为他带来年薪百万美金的职位。

本篇的目的不是说美国慈善事业的虚伪

《赢家通吃》一书点燃了大家对慈善捐赠的批判激情,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克林顿承认:“这本书展示的所有问题、秘密和自我辩护,在我身上都能找到。这本书是对一种制度的批判,而我无可否认地是这个制度中的一员。”

而是慈善事业不见的就是百分百为了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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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便如此,发展慈善事业也是一件值得鼓励的好事。

憎恨的胆汁从身体中喷涌而出,最终发泄在因特网上。

美国国税局制定了一条只能由富翁才可能做到,而普通收入者永远无法触及的条款,501条款,规定了慈善基金的免税规定。根据此条款的优惠,大多数美国富翁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即获得了社会声誉又免去了税赋。其实操作流程非常简单,假设A拥有千万资产,包括地产、股票等等。他将这些资产全部注入自己所设立的B慈善基金,并且是实际控制人。哪么慈善机构通过股票所赚取的钱是免税的,而A又把自己薪水的大部分捐给了B基金。哪么接着所要做的就是把A的日常开销费用全部由慈善基金支付,例如豪宅之内的所有管家和仆人的开支,吃饭和旅游的开支,豪宅的日常维护开支等等。

卡拉翰在《捐赠者:财富、权利及新镀金时代的慈善》(The Givers: Wealth,
Power, and Philanthropy in a New Gilded Age)一书中写道:

然而当普通老百姓尝试着依葫芦画瓢的时候,他们被美国国税局指控的概率大大提高。而可怜的老百姓因为无法承担高昂的律师费用而无法保护自己的“慈善事业”。可惜的是富翁却有足够的精力和金钱和国税局进行司法大战,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少受到指控。

style=”font-size: 16px;”>“上层富人通过大规模的捐赠来增强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即使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力已经过盛。情况越来越糟糕。”

当某位富翁宣布他/她支付了普通人3-5倍的税金时,我们可以打赌他的实际收入是普通人的20-30被甚至于更多。那么他所缴纳的税款也因该是20-30倍于普通人。除了教堂、救世军、红十字会等真正的慈善组织外,绝大多数富翁都是以自私的目的建立慈善机构并且用于避缴所得税。

主要问题在于,慈善机构得到的捐赠可以减税,“慈善”的定义因此变得过于宽泛。

政府和议会没有做任何关方防止于富翁逃税的方案,因为他们知道面包的那一边黄油多。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并不是因为逃税而坐牢,是因为她为了揭示富翁不用纳税,而是小人物才要纳税的这一秘密而被逮捕。

根据联邦税法,一个解决饥饿问题的组织能算作慈善机构,研究饥饿问题的大学也算是慈善机构,一个致力于把饥饿描摹为“不是问题”的智库也能算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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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税法,这些机构得到的捐赠可以减税,并且这些捐赠的收益也大部分是免税的。虽然明文规定这一税法不适用于党派活动,但是捐赠者们已经想出了变通的方法。

蒂姆·吉尔(Tim
Gill)是一位左翼人士,被称为L.G.B.T.Q运动背后最大的捐赠者,一共捐赠了3亿美金。这些钱一部分作为政治献金,但是大部分进到吉尔免税基金里了。基金主要用于资助教育、信息测试和最为重要的法律研究。

卡拉翰预测,每年将近有100亿美金的慈善捐款最终流入了影响公共决策的机构和运动。这个数字比每年全部的政治献金还要多。其结果是,每十亿美金的慈善款中,能享受免税政策的金额高达几亿美金。

卡拉翰写道:“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说富人支持并操纵相关税收条款的声势越发浩大,盖住了普通老百姓的声音;而是这些老百姓不知不觉中,为该条款买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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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海西(Rob
Reich)是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也是该校“慈善和民权社会中心”的副主任。他在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捐赠:慈善为何辜负了民主,怎样补救》中,写道:

每一个始于1930年的基金会都已繁衍到了500个。基金会资金从一开始不足10亿美金起,到现在的超过8000亿美金的体量。

同时,捐赠享有的税收减免政策,进一步加重了美国国库的税收损失。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因慈善捐赠损失了至少500亿美元的税收。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在哪里?

海西分析,一种可能性是,政府通过鼓励对私人慈善团体的捐赠,来加强其对公民事物的参与。这种假设被海西否定了,因为这两种因素根本就是负相关的。据卡拉翰观察,“美国非营利性机构的发展和捐赠税收减免,仍然伴随着公民参与和结社生态的萎缩。”

第二种可能性是,捐赠促进了公平。对此,海西仍打个问号。享受税收减免的慈善捐赠只开放给可以“分类申报收入”的人,而这些人通常是富人。捐赠人越有钱,税收抵扣越划算:税率等级最高的家庭,得到的的税收减免,比税率等级最低家庭得到的减税优惠,多得多。

那么,对于那些“低保户”家庭,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最近的调查显示,最多只有1/3的捐赠被用于帮助穷人。海西的研究表明,越有钱、得到减税优惠越多的捐赠者,越不愿去解决穷人的温饱问题。

捐赠非但没有促进公平,反而可能加剧了不公。

卡拉翰估计,仅盖茨一个基金会,在未来几十年,就将捐出超过1500亿美元的款项。今后20年内,富有的婴儿潮一代将贡献出近7万亿美元的慈善捐赠。而且,政府开支越紧缩,非政府类支出就显得越重要。

当共和党为主的国会通过所谓的“税改法案”,他们保留捐赠可享有税收减免政策的同时,也规定了联邦和各州纳税减免的额度。因此,捐给哈佛大学的1亿美金可全数扣税,而支持地方公立学校的财产税却不能免税。

今后,慈善捐赠有可能超过联邦政府在非国防类项目中的支出——比如教育和艺术。在卡拉翰看来,这会是个“里程碑”式的变化。

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吗?问题是,我们可能没有多少发言权了。一切问题,只能留给他们的基金会去解决。

本文摘译自2018年8月27日《纽约客》杂志文章:Shaking
the Foundations. Gospels of Giving for the New Gilded Age,Are today’s
donor classes solving problems—or creating new ones?

作者是《纽约客》专栏作家Elizabeth
Kolbert,2015年普利策奖得主,著有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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