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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录:英国文学在上海的翻译与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

原标题:译史||韩晗:晚清“翻译小说热”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

两件中方展品的珍贵记忆
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是我国西学人才的集聚之地,涌现了众多着名的翻译家,其中不少人身兼作家、学者和编辑,在推动外国文学传播方面具有综合优势。他们的翻译成果见证了上海的西学传播从由传教士和外国人亲自翻译,或“口授笔录”的中外合作,到由中国人用中文翻译的转折。从那些传世百年的文学译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的呈现形式经历了译述、归化、文言到白话文的升华,从中展现了文学译介在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影响下的变迁。外国文学的译介为促进中国文学的创作手法、叙事方式和艺术表现发挥了重要作用,助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思潮的兴起,为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典范文本,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读者的文学欣赏与阅读视野。英国文学作品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媒介和内容。
在此次上海图书馆的展览中,有两件值得纪念的展品令我特别感慨。一是朱生豪先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时所用的词典。我在3月3日下午特地赴嘉兴朱生豪故居,在朱尚刚先生的引导下上楼参观了朱生豪的卧室和他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的写字台,听朱尚刚为我讲解其父的往事。朱生豪先生是我国首位系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译者,32岁时因肺结核病而英年早逝,共翻译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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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莎剧作品,由上海世界书局在1947年出版。我捧着这本被主人翻阅了无数次的《牛津当代英语简明词典》,心情格外激动,它是英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见证。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三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后经过校订、补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我国流传最广的通行经典版本。
第二件是屠岸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所用的底本。这本1904年版的《Shakespeare’s
sonnets》英文本,承载了一段中国译坛佳话。在2012年去拜访屠岸先生时,我曾手持此书听他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上世纪40年代他在沪读书时,经常去现名复兴西路的古今书店,在架上见到此书时爱不释手,因价高而未能买下,于是向店主商借了一个星期。当他归还时,想不到店主竟慷慨地签名相赠。屠岸据此投入了莎士比亚诗歌翻译,1950年在上海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60多年来,他不断修订,精益求精,出版了多个版本。2016年,正值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在上海图书馆的支持下,再次在上海出版了世界第一部线装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我3月4日特地从屠岸女儿的手中借来了此书参展。
中英作家的历史情缘
在此次展览上,也有一份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英国作家手稿亮相,这是剧作家萧伯纳题赠上海戏剧家黄佐临的一件珍贵手迹。1937年7月10日,黄佐临回国前在伦敦向萧伯纳辞行。那天正是“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萧伯纳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万分愤慨,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满怀信心。他在题词中对中国表达了热情的期望,“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而许多英国作家在上海的访问与互动,也谱写了一首首动人的篇章。1920年1月,上海的礼查饭店入住了毛姆,他的中国之行,诞生了《在中国的屏风上》;剧作家萧伯纳既有与上海戏剧家黄佐临赠物题词的深情厚谊,也有1931年乘坐“皇后”号轮船到沪访问8小时的盛况;在1938年抗日烽火中来到上海的着名诗人奥登,激发了上海诗人邵洵美抗战诗歌的创作与翻译,演绎了一段诗坛佳话。还有世界三大科幻作家之一的克拉克与上海作家叶永烈之间的嘤鸣求友,在上海写作计划和上海书展中频频亮相的英国作家们……
另外,英国文学的名家名作在上海的出版也呈现出首译、首印多,一书重译多的现象。如以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家狄更斯为例,他的小说在1907年至1909年连续出版了5部,《匹克威克外传》的首译本《旅行笑史》19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多卷本《福尔摩斯侦探全集》;弥尔顿的名诗《失乐园》1934年由上海第一出版社推出;上海翻译家黄杲炘首次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诗体的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在上海被重译出版了10多个版本。此番景象正是上海翻译实力的写照,其例不胜枚举。
英国文学在上海的传播源远流长
上海具有海纳百川的历史传统。自晚清以来,上海开风气之先,成为融汇中外文明的枢纽。随着上海的开埠,英国文化在上海都市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文学传播赖以生存的新闻出版方面,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创办了一系列着名的出版印刷机构与报刊,如上海最早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第一份中文综合性刊物《六合丛谈》,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以及发行时间最长的两大名报,即西文的《字林西报》,中文的《申报》,对上海的近代媒体发展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其中的《申报》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重镇,发达的新闻出版业为人文荟萃的上海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有力地促进了外国文学的译介,为中国的新文学成长输送了丰富的养料。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集聚了我国优秀的翻译与编辑群体,以报刊和图书为媒介,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在此纷纷发表,占据了中国翻译出版的半壁江山。因此,在上海优越的历史条件下,英国文学翻译受益于得天独厚的经济、文化环境,在上海风生水起,文学作品的在华译介处于领先地位,是中国翻译出版英国文学的主要中心,在英国文学的推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有资料表明,我国近代外国小说的翻译发轫于英国小说,始见于上海的报刊。如1872年5月21日至24日的《申报》连载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部分的译文,约五千字,名为《谈瀛小录》;1872年5月31日起分六期刊登的《乃苏国奇遇》是英国小说家马里亚特的《听很多故事的把沙》中的《希腊奴隶的故事》的译文。1873年1月,申报馆出版的《瀛寰琐记》第三期上发表了中国近代第一部汉译小说《昕夕闲谈》,共连载26期,约30万字。其译者蠡勺居士的本名考证目前尚有争议。时过百年,经美国汉学家韩南研究,此书原着是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所作的《夜与昼》。2000年,韩南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讲座中公布了这项重要发现。以上汉译文献和英文原着在上海图书馆均有实物收藏,见证了英国文学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史。
上海成为英国文学出版的重镇
20世纪上半期的上海,许多期刊不仅辟出专栏发表译作,还出版了多种翻译专号或纪念专号、专栏,以英国作家数量居多。如《创造季刊》的“雪莱纪念号”,《小说月刊》的“拜伦专辑”,《现代》的“约翰·高尔斯华绥特辑”,《译文》的“迭更司特辑”,《新演剧》的“莎士比亚特辑”等。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为代表的上海出版机构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据研究者统计,1911-1949年我国翻译出版的英国文学作品有739种,大多出版于上海。如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十分重视翻译作品,出版了大量文学译作,着名翻译家林纾的译作主要在商务刊行,他的《林译小说》丛书两集共100种,其中英国文学多达68种。当时的许多文学译作丛书为中国读者传递了丰富多彩的英国文学。以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总目》中着名译文丛书为例,英国文学作品数量居于前茅,如商务印书馆1928年4月至1950年2月出版的《世界文学名着丛书》共154种,其中英国28种;启明书局1931年8月至1949年5月出版的《世界文学名着丛书》共78种,其中英国22种;中华书局1939年8月至1947年10月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学丛书》共8种,英国占了7种;世界书局1931年10月至1937年3月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库》共编号47种,英国13种。据国家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着作目录》统计,我国大陆地区在此30年间翻译出版了47个国家276位作家的1250多部古典文学作品,在上海出版的就有710种,占全国的半数以上,其中英国文学仍有较高的比例。上海的英国文学作品译作出版遍及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散文等类型,1949年后的上海多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众多从古典到当代的英国文学译作,其中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中国规模领先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所出版的名家名译佳作,享誉海内外。
英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名家名作,群星璀璨。上海在近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兼收并蓄,广泛译介英国的文学作品,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享受。

晚清“翻译小说热”

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

作者 | 韩晗

作者韩晗,系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长江学术》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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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发端于晚清。[1]因此,晚清诸多文化生产现象亦成为了早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但在诸多组成当中,有一类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外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界有着共同且重要的跨学科研究价值,那就是晚清翻译小说的译介与出版。

翻译小说,即外国小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翻译小说借“西学东渐”之势传播入华,及至19、20世纪之交,随着现代出版业、报刊业在华的萌芽,以科学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为代表的翻译小说,利用连载、出版等多种形式,借助新兴的出版制度与技术,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奇观——翻译小说热。

文艺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在资本市场中,文化和艺术如果要发展,既需要“内行”即批评家、理论家们的指导、研究与推广,更需要“外行”——即经纪人、媒体、观众(读者)、社团乃至政府机构的支持。因此,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形式。要想获得发展,则必须两者兼具,作为“外行”的后者被勒菲弗尔称之为“赞助人”(patron),这是文化艺术拥有社会经济地位而非只是文学地位的重要前提。

近年来,“赞助人”理论构成了外国文学在华传播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之一,以王宏志、谢天振、李欧梵、王德威、郭延礼为代表的学者在该领域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在外国文学在华传播史诸要素中,晚清“翻译小说热”显然独树一帜。因此,借助“赞助人”理论对“翻译小说热”进行阐释,理应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诸问题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但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相关研究大多数仍局限于外国文学研究学科内部讨论,而未能立足西方理论“中国化”的立场、从中国问题出发,结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语境、借助“赞助人”理论视角对晚清翻译小说的生产、传播诸问题予以研判,因此这不得不说是“赞助人”理论在“中国化”应用中的遗珠之憾。事实上,勒菲弗尔本人曾关注过晚清之前中国的文学生产、传播问题,他认为:“在所有已知的文学系统里,中国是最能够长时间地去抗拒转变的,原因是中国文学里的‘赞助人’是属于统一性的一种,就是说,意识形态、经济、地位三者都集中在同一个‘赞助人’身上,他就是中央集权的统治者。他把文学的创造和阅读局限于极狭窄的小圈子内。”[2]但可惜的是,勒菲弗尔并没有对晚清以来的文学生产、传播进行较为细致的探索。

本文试图立足西方理论“中国化”的立场,借助“赞助人”为理论视角,结合外国文学在华传播史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双重背景,从翻译小说生产、传播的总体状况出发,解答如下两个问题:“翻译小说热”何以证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形成?翻译小说之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究竟又应有何种地位?

一、“产业化的文化”形成背景下的“翻译小说热”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产物,而翻译小说译介传播则是早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组成。因此,谈“翻译小说热”则不可僭越“西学东渐”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晚清之前的中国,几乎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新世界几乎不相往来。纵然有域外书籍的译介(如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亦属于极其个别的中西文化交通事件,既非常态,更非主流。19世纪中叶,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的重要转折期,也是它们寻求殖民地、掠夺资源、海外扩张并为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进行预备的早期全球化时代。期间,西方的商品货物、资金技术、文化观念乃至政治主张都通过战争、贸易的形式传入亚洲、拉美与非洲等东方地区,当中也包括中国。

这个在文化上被称之为“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期,虽正值翻译小说传播入华,但细论其路径,则与晚清一系列的现代化运动密不可分,当中最为主流是由清政府推行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的主潮之下,西方科学技术、文化观念依次在晚清七十年进入中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纵观整个“西学东渐”浪潮,翻译小说的在华传播与之伴随始终。

翻译小说进入中国,最早当然是传教士的功劳,以晚清时期为限,目前有案可查的最早记录是《广州周报》(一说《广州日报》)1840年出版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编辑者名为“蒙昧先生及门人懒惰生”,蒙昧先生是谁已不可考,“懒惰生”是英国传教士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3]但这无非是教士自娱自乐或是传教使用,影响有限。据已故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考证,中国人最早参与翻译小说,则是在1870年代的同治年间,由一位叫“蠡勺居士”[4]的人将19世纪英国作家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的《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以《昕夕闲谈》的名字翻译并连载于当时的文艺杂志《瀛寰琐记》第3至28卷上,原著于1841年在伦敦付梓,《昕夕闲谈》只译了原作68节中的33节,此为最早由中国人完成的翻译小说。[5]

在此之后,翻译小说在华译介传播如雨后春笋般一发不可收拾,“翻译小说热”亦随之形成。但需要注意的是,《瀛寰琐记》这样的市场化报刊出现,是《昕夕杂谈》问世的前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晚清七十年里,包括《海底旅行》《巴黎茶花女遗事》《十五小豪杰》等具有影响力的30部(篇)翻译小说,全部先发表于市场化报刊之上。可见这些报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它们,外国文学译介规模势必大为缩小。”[6]尤其是20世纪之初涌现出的“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与“四大报刊”——《时报》《申报》《神州日本》和《新闻报》在当时影响颇大,是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特别是出版产业的重要起源。

市场化报刊对翻译小说的译介传播作用非凡,同样,翻译小说对市场化报刊的作用亦举足轻重,两者共同构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彼此互动形成了晚清的“翻译小说热”。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译介入华的翻译小说有三百余部(篇),[7]包括陈独秀、严复、林纾、陈蝶仙、周桂笙等在内的翻译者多达六十余人,所涉及的刊物近二十种,前后有着近三十年的发展期,这些翻译小说在中国广受欢迎,它们不但见证了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化交通史中的文本旅行与文学交流,而且在内容上支撑着处于勃兴期的近代中国市场化报刊,促使其成为了一种体量较为庞大的文化产业。

读者对翻译小说买账,“西学东渐”所引发的风尚浪潮当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翻译小说自身的内容使然。小说在中国肇始于唐代传奇,在明清发展至高峰,因此中国向来不缺乏小说读者群。翻译小说传入中国,正值小说在清代发展的高潮期,[8]因此有着非常优质的接受土壤。在晚清诸多翻译小说中,“多半是冒险的故事及荒诞主义的矫揉造作”,[9]但这些科学、侦探与爱情小说情节性强,联想丰富,与中国传统小说如侠义、公案与才子佳人主题小说有着审美共通之处。而且,翻译小说的译者多半采取“意译”的形式,有意采取中文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这当然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时确实许多中国翻译家并不懂英语(譬如林纾),只有采取“意译”的方式“再创造”,另一方面在于,当时中国读者认知水平与文化视野相当有限,对外国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几乎一无所知,因此译者只有按照中国人习惯且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与行为逻辑进行翻译,这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大背景来看,19、20世纪之交的同治、光绪与宣统年间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期,文化走向了产业化生产与市场化消费,文化产业渐成都市文化的主流形态,当中以张园为代表的都市文化产业空间、以“四大小说杂志”与《点石斋画报》为代表的市场化报刊、以“吉庆公所”“京班戏园”与“兰心大戏院”为代表的舞台文化产业中介机构皆引领一时风骚,可谓争奇斗艳,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文化产业化其时声势正隆,大有风起云涌之势,翻译小说借势发轫,破茧成蝶,驰骋于无垠都市空间。

毋庸置疑,文化产业化是形式,其内容是产业化的文化,这既是中国新文化的先声,也是中国近代都市文化、市民文化的重要特征。“翻译小说热”之所以会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产业化发展使然。翻译小说的大量并集中译介与迅速且广泛的传播,使得当时几乎无一家市场化报刊不刊登翻译小说,街头巷尾的市民们也争相阅读,许多报刊都将翻译小说作为促进销量的“必杀技”,一时洛阳纸贵,甚至引发了假借外国作家之名的“伪译”出现。[10]
“其尤黠者,稔知译书之价,信于著述之稿也。于是闭门杜造,面壁虚构,以欺人而自欺焉”。[11]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证明了,有市场便有赝品,这是任何市场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市场多大,赝品所占的比例就有多大,而文化市场这一特点尤其突出(譬如盗版书与假古董)。[12]
“伪译”这类赝品在晚清图书市场的横行,在相当程度上见证了翻译小说在产业化之下走向热门的历史事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伪译”虽是利益驱动,且违背基本的写作伦理,但在客观上却激发了中国作家们的创作热情、打开了他们的思路,为后来中国人自己创作科学、爱情、侦探等现代题材小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先声之一。

二、翻译小说: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形成的标志

诚如前文所述,“翻译小说热”的出现之时,正值小说在清代发展的高潮期,因此欲谈“翻译小说热”,则不得不谈“晚清小说热”,从逻辑上看,两者构成了一对子母集的关系。

学界对“晚清小说热”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早在20世纪初,周氏兄弟便编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及至1940年代,学者阿英先生曾在《晚清小说史》中对晚清小说受欢迎的因素做了四点总结:一是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的发达;二是当时的知识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认识到了小说的意义,三是清政府屡战屡败,作家、翻译家借小说抨击时政。[13]这被视作是晚清小说史研究的奠基性观点之一。近年来,以范伯群、欧阳健、陈子善、杨联芬、王德威、陈平原为代表的学者从比较文学、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对晚清小说进行了多元化的诠释,将晚清小说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20世纪之初,因为科举制的废除、报刊媒介产业的繁盛而造就了晚清一批“以文谋生”小说家,当中如包天笑、周桂笙等人同时也是小说翻译家。因此,晚清小说当然包括翻译小说,“翻译小说热”显然是“晚清小说热”的一个组成,但是如果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作为“西学东渐”产物的翻译小说是一种新兴的文化产品,它讲述的是世界故事,传递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差异的价值观,并且需要翻译才能完成,因此与晚清官场、侠义、公案小说在内容、生产上均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更符合时代性与现代性这两个文化产业最重要的基本特征,[14]故而“翻译小说热”具备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价值。

前文阿英对晚清小说热的分析,之于翻译小说的译介、传播研究亦有一定借鉴意义。“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的发达”,体现了阿英已经认识到文化产业语境对于晚清小说的推动作用。“印刷”与“新闻”实际上构成了当时出版文化产业技术与内涵上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印刷技术,二是新闻事业——即报刊业的发展。这两点,在客观上属于“赞助人”的范畴。

不宁唯是,晚清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与小说在晚清发展的高潮期一道,为翻译小说在华广泛译介、迅速传播、备受欢迎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但阿英所关注的只是出版文化产业领域的要素,之于文化产业市场而言,出版文化产业只是一个分支而已。而且在晚清文化产业体系中,除却出版之外,如风尚文化产业、舞台文化产业、视听文化产业皆为当中支柱,彼此相互竞争也扶持促进,既合作,又有竞争。从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角度看,不同文化产业类属之间的关联显然相当密切,由在华外侨兴办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经历了晚清数十年的发展,门类逐渐齐全,内容趋向多元,在开埠口岸地区与大型城市日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文化产业市场与相对较为健全的文化产业规则,[15]
“赞助人”对文化艺术活动、产品的“赞助”成为了文化市场中的一种惯例,“翻译小说热”随之应运而生。

从逻辑上看,早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是一个因“赞助人”而形成的新生事物,从社会阶级关系看,“赞助人”既包括文化产业的从业者,也包括以新派官僚阶层、新兴市民阶层与在华外侨为代表的消费者;从目的来看,当时各种“赞助人”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进行赞助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既有主观的一面(如专门的出版商、报人与小说作者、译者等等),也有客观的一面,如清政府基于推行意识形态的目的设立“官书局”和“译书处”支持出版业等等。勒菲弗尔认为,赞助人对于文化的赞助,并非单向而是相互有所得的。扶持某种文化形态的发展,只是赞助人的客观愿望,其主观目的仍是自己获得既得利益:经济收益、文化控制权、精神要求与文化声望。[16]从上述理论入手,我们可以发现“翻译小说热”具备鲜明的“赞助人”特征。而如下两点分析,则证明了它在实质上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

文化产业理论认为,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一般有两个标志:一是稳定消费人群的形成,二是现代文化生产机制的确立。[17]后者的主体是文化产业从业者,它与稳定的消费人群共同构成了“赞助人”群体。

首先,从历史视角来看,“翻译小说热”是类型化文化产品第一次在中国的走红,这与1920年代都市画报的畅销、抗战时期古装电影的高票房在本质上如出一辙,这是特殊时代语境下形成稳定的消费人群的结果。

晚清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依次在观念上产生了三次变迁,第一次是“以洋为敌”,第二次是“以洋为师”,第三次则是“以洋为美”,这三次变迁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从恐惧到崇拜的历史进程。“以洋为美”之风与几乎同时到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也是义和团运动迅速爆发的历史原因。但义和团运动很快因为庚子国变而受到了镇压,以立宪、改良乃至革命为要求的新式思想观念日益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国的新兴阶级很快在爱国主义与全球化之间寻找到了一种观念上的平衡,因此“以洋为美”之风仍在当时中国特别是开埠口岸地区有着较大的市场,这是当时特殊时代语境的重要特征。

关于“洋货”当时在中国受追捧的情况,以及西式餐饮、西式服装的盛行,学界研究成果不少,此处兹不赘述。[18]在晚清最后十年里,意识形态领域的“以洋为美”风头正健。市民阶层已经形成雏形,但新兴的文学形态却未跟上,翻译小说很快趁势占领了当时中国文学市场的消费需求。当然,这里“以洋为美”并非只包含单纯的审美形态,它同样也包括所蕴含的政治倾向,认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可以对中国的社会改革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即梁启超所言之“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19]

“以洋为美”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自身的民族性,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不但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而且严重危害了国家文化安全。但在积贫积弱的晚清,开眼看世界总归比守旧顽固要先进得多,“洋”并非尽指国外,同时也代表的是人类先进的技术、文化、观念与制度,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语境下,“翻译小说热”的应运而生显然不难理解,无论是读者,还是出版商,乃至主张“西化”、喜谈“西学”的新派知识分子,皆不自觉地成为了翻译小说受到欢迎的“赞助人”。林纾、梁启超等当时一流的学者都愿意担任翻译小说的译者,而当时名声最大的报刊如《申报》《新小说》对翻译小说亦青眼有加,而成千上万的读者则对翻译小说这一文化产品给予极大的经济支持,他们构成了稳定的消费人群。显而易见,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新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形成的重要标志。

其二,从具体情况来看,当时的报刊、读者、作家对于翻译小说的译介、传播已经有了明确的商业意识与盈利目的,且对其进行有意识地经营、引导,尤其在现代出版产业没有建立健全时,将短篇翻译小说作为推广重点。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以及“我手写我口”、“言为心之声”等传统写作目的的背离,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文化产业的生产机制。

在翻译小说刚刚传播入华的19世纪末,英国作家赖德·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的长篇小说《她》(中文由曾广诠翻译为《长生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时务报》上连载,该刊曾以连载各路短篇小说特别是“福尔摩斯探案集”而闻名,而且《长生术》比“过往连载福尔摩斯故事时所占版面要多得多”,但当时并无什么反响。三年后的1901年,刚刚成立的商务印书馆邀请翻译家林纾重新翻译《她》,并将其命名为《三千年艳尸记》,然而仍然影响有限,“哈氏成名还要等到林译全本的《迦茵小传》之后”[20]——该书由1905年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1906年9月已发行三版。[21]

在1904年《时报》上,曾刊登了一则这样的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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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以前所登小说均系长篇说部,每竣一部,动需年月,恐或阅者生厌倦,因特搜得有趣味之一短篇,近日译成。自今日始,连日登载,约一礼拜内登毕。欲稍丰富故,特改用五号字,想阅者亦不至厌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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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启事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一,当时的报刊社已经发现,读者对长篇小说的阅读方式已经厌倦;二,所谓“搜得”一短篇,想必也是故弄玄虚的噱头而已;三,为了迁就读者,改用“五号字”,可以“稍丰富一些”,无非以字小换取字多,缩少刊登的期数。而如上这三条,已然可窥得当时的报刊作为文化企业如何在推销文化产品——翻译小说上下功夫了。

在此之后,短篇翻译小说开始成为报刊的新宠,翻译家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短篇小说的翻译。如《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七期刊登云鹤的短篇小说《可怖之恶奴》、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与《俄皇宫中之人鬼》等等,都是20世纪初脍炙人口的短篇翻译小说。从题材上看,在当时流行的短篇翻译小说中,以侦探小说、科学小说为主,这当然与当时中国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密不可分。但这也证明了,在图书出版业未能兴起时,依靠报刊传播的文化产品已经受到了文化市场的遴选,以“福尔摩斯探案集”为代表的短篇翻译小说显然比《长生术》更受欢迎,而长篇翻译小说若想真的成为畅销的文化产品,则势必要与成熟的现代出版制度(包括现代出版企业的建立)相适应。

当然不得不提另一个方面就是晚清翻译小说的稿酬制度。前文已有略述,翻译小说的稿酬甚至有时候高于原创,故而才会有“伪译”的出现。王宏志通过研究认为,晚清翻译是一种“商业化活动”,“除已制度化之外,更有法律的保障”(指1910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23]此外,在1902年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中,不但将译稿的稿酬公之于众:“译本”的“甲等每千字稿酬2元”、“乙等每千字稿酬1元6角”而“丙等每千字稿酬1元2角”。[24]这个价格在当时来说,无疑不菲。

勒菲弗尔认为,在现代文化产业的语境下,“赞助人”对于文化的推广必须是主动、主观的行为,而赞助人与受众(大众)之间既有利益谋合的关系,亦有竞争的博弈。[25]在晚清翻译小说的生产-流通-消费的过程中,作为消费者的读者,已经开始主动通过市场来遴选自己感兴趣或有需要的文化产品,这是成熟的消费群体应有的一种姿态,而文化生产者对于自己的产品推广、营销亦有客观判断、具体实践以及具体的利益要求,而这反映了现代文化产业生产机制的确立,这两点恰是现代文化产业形成的重要标志。

三、“翻译小说热”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的地位及影响

历史地看,“翻译小说热”在中国持续时间并不长,粗略算来,不过十余年而已。随着中国本土科学、侦探、爱情小说的兴起,1910年前后,翻译小说很快地在异彩纷呈、竞争激烈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中“败下阵来”,“翻译小说热”几乎完全退潮。这从1909年周氏兄弟自费编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的影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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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的计划,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零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册,至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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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世有学者认为,这一切皆由于《域外小说集》翻译水平低劣造成的,[27]但当时在序言中周氏兄弟却肯定了该著在当时并不算是劣等出版物,甚至不无自我感觉良好地夸赞该书“(所收录小说)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竞先迻译,斐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译辞以求其达。”[28]这当然也不全是自吹自擂,至少以周氏兄弟的中外文功底而言,所翻译的作品决然不会逊色于晚清沪上不计其数的“补白译者”,而且《域外小说集》都是之前读者们青睐的短篇小说,但《域外小说集》的惨淡结局,与之前“翻译小说热”可谓云泥之判。

《域外小说集》的失败并未让周氏兄弟(至少是周作人)死心,在1913年,周作人继续给《小说月报》投了一篇名为《炭火》的短篇小说译作,这次编辑的回复就没那么客气了,干脆直接退稿,附带着将周作人的译作奚落了一通——“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29]这再度证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翻译小说热”已然退潮,翻译小说在中国也进入到了相对的低潮期。[30]

文化产业一经形成,便有符合其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赞助人”理论认为,诗学规范、意识形态与赞助人构成了翻译活动的三要素,而作为赞助人而言,它主要由强大的政府、阶级、财团或社团构成。[31]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也需要上述主体推动,在处于历史变革期的晚清,以“翻译小说”为代表的新型文化产品,与几乎一同出现的唱片业、照相业与戏剧演出业一样,显而易见地受到了改良派主导的政府及其官员、新出现的企业以及数以万计的新兴市民的扶持,譬如前文提到的代表改良派的新兴知识分子领袖梁启超,将小说与强国富民联系到了一起,成为“翻译小说热”的重要推手。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赞助人”所起到的作用不可谓之不大。任何文化产品,有波峰必有波谷。辛亥革命前后,革命逐渐代替了改良,“以洋为美”逐渐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色调所取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藉此,翻译小说在清季民初的暂时遇冷,亦不难理解。

其一,“翻译小说热”处于由晚清向民国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此时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从萌芽走向成熟的重要形成期,翻译小说的走红,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培养了重要的“赞助人”土壤。

“翻译小说热”主要集中在晚清最后十余年,在这一时期,留声机、照相机相继在天津、上海与广州等口岸城市传播入华,视听文化产业发展迅速,而大量画报亦在这一时期涌现。此外,1907年出现的话剧也以“文明新戏”的形式传入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也在这一时期成立,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当时“翻译小说热”的推动者、参与者都无愧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推手,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赞助人”主体,如翻译家林纾、陈独秀、梁启超、周作人、严复等等,他们成为了未来中国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非止文化产业一端,而周桂笙、包天笑、曾朴等出版人则成为了中国现代出版产业的重要奠基人。[32]

不独有偶,翻译小说的“赞助人”还包括新式官僚阶级、买办阶层等等,他们在清季民初的中国从弱到强,由边缘而中心,逐渐成为政治、经济上具备优势地位的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在精神上也受到了“翻译小说”的精神滋养,从而助力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翻译小说热”与中国现代市民阶层的勃兴具有时间上的共时性。它为近代中国市民阶层看世界、了解世界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尽管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其内容、题材过于简单,甚至有些粗陋,也缺乏一定数量的世界名著,而且在译法上也过于“迁就”当时读者的认知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流行于世的翻译小说顺应了市民阶层的阅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兴阶层的世界观,为20世纪上半叶文明新戏(包括后来海派京剧)的兴起、好莱坞电影的传播与现代小说在华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受众基础。

其二,翻译小说促进了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迅速传播,提升了中国现代出版产业的整体质量,丰富了中国现代出版产业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赞助人”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之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广义上看,早在晚明中国就有了以扬州为中心的出版业,但这种出版业属于非常低端的原始萌芽,大多数属于不追求经济利益的“官刻”,即使部分“坊刻”也只是满足文人唱酬而已,纵然少部分刻书有一些利润,当然也谈不上产业化。晚清的“官书局”尽管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渊薮之一,但仍将晚明“官刻”的特点与缺点予以继承,[33]因此中国现代出版产业,直至晚清最后二十年,才真正在实质上有所突破。

“翻译小说热”刺激了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偏重翻译、出版西方科学技术著述的旧格局。1903年,张元济成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之后,就以西方小说、西方文化的译著为“拳头产品”,如严复所翻译的《原富》、《法意》以及1914年出版的“林(纾)译小说丛书”等等,虽然后者从影响上看并没有像“翻译小说热”那样受到追捧,但也是当时的常销书,为较多有一定阅读层次的读者所认可。[34]

可以这样说,报刊成败,内容可谓是决定性因素。晚清民营报刊业为抓住读者在内容上曾有过多种尝试,最为后世诟病的是依靠谣言、情色、凶杀而“吸眼球”的“小报”,“拿到手里一看,千篇一律,都离不开秽亵二字”,[35]其主题无非是“谈女人,谈性交,红情老七,雪艳老八,可实在是无聊得可以的事情,不但无聊,而且近于下流”。[36]但“翻译小说”却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小报”的低俗性内容,之于中国现代出版产业的内涵、质量上都有了丰富与提升。

值得重视的是,在“翻译小说热”的过程中,译者、编辑、报人以及策划人等参与者从中收获了有益的经验,并受到了应有的锻炼。在迎合读者需求的同时,他们并未降低格调、改弦更张,而是力促翻译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版图中有一席之地。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努力是成功的,他们的眼光是准确的,他们的付出是积极而卓有成效的,而且他们的努力也是有相当历史意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小说热”对之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晚清“翻译小说热”凸显了“赞助人”之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意义,反映了稳定的消费群体的形成与现代文化产业生产机制的确立,并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因此,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与外国文学在华传播史视域下的“翻译小说热”是一个有着研究意义的学术选题。

致谢

本文曾以摘要的形式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翻译史国际研讨会”(2017年12月)上作大会发言,日本关西大学内田庆市(UCHIDA
Keiichi)教授及台湾清华大学徐光台教授曾就本文的进一步完善与完稿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嗣后笔者又将此论文初稿作为讲稿,在供职的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进行了一次学术交流,受到同事黄玉蓉副教授、温雯副研究员以及王泰然、周钰愉等研究生同学所提问题的启发。该文刊发之前,又受到《长江学术》主编方长安教授及本文责编杨欣欣老师的认真指教与修订,笔者铭感至深,特此一并致谢。

【注释】

[1]本文所言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特指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因通商开埠而形成文化产业化生产与市场消费的历史。

[2]
此处译文参考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原文参见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New York: Routledge,1992, p.24

[3]
庄际虹编,林纾等译:《近代名译丛刊·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

[4]蠡勺居士的身份至今仍存疑,郭长海先生认为他是一位叫蒋子让的晚清学者,韩南先生则主张,所谓蒋子让,就是《申报》第一任主笔并担任过敦煌县令、保护过敦煌文物的晚清廉吏蒋其章。此人究竟是谁,迄今尚无定论。

[5]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尹慧珉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6]袁荻涌:《清末文学杂志与翻译小说》,《文史杂志》,1991年第2期。

[7]华东师范大学阚文文在其博士论文《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2008年)中统计,在“四大报纸”与“四大小说杂志”中刊登的翻译小说,累计261篇(部),在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遵循大陆学者的观点,认为晚清翻译小说有628部,并援引了樽本照雄的说法,认为有1016部之多,参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97页。除了上述“八大报刊”之外,在其余小报期刊上刊登的翻译小说大约另有100篇(部)左右,其总量大约在300部至400部之间。

[8]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清代小说发展次第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末清初的市井市情小说,这是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结果,代表作有《三言两拍》与《金瓶梅》;第二个阶段是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勃兴而促进《红楼梦》《荡寇志》等世情、绿林小说的发展;第三个阶段则是以《施公案》等公案、谴责小说在晚清的勃兴。

[9] 罗家伦(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919年第1卷第1期。

[10]胡翠娥(2003)认为,伪译的出现意味着“(本国读者)对译作有非常大的需求,译作的流行说明以外来形式为面貌出现的思想、道德乃至艺术形式已经或正在取得接受语文化的认同和共识”,笔者认为这是一方面,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产业市场的形成。

[11]新庵:《海底漫游记》,收入陈平原、夏晓虹主编的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12] Scott C. Marti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Market Revolution in
America, 1789-1860.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p.203-204

[13] 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14]
韩晗:《略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特征问题》,《人文杂志》,2017年第11期。

[15]
韩晗:《在华外侨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现代传播》,2017年第4期。

[16]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6, pp.10-11

[17]此处综合参考了Bonita M. Kolb(2016)、Mike
Featherstone(2007)与Ruth Towse(2011)等人的观点。

[18]李欧梵的《上海摩登》(2000)、吕文萃的《海上倾城》(2009)、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的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2006)与Barbara Millter的A Newspaper for
China?(2004)对相关问题都有较为全面的研究,此外亦请参拙文《日常生活、都市文明与现代科学的传播——以1900年代的中国现代大众文化为中心》,《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6期。

[19]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收录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7-448页。

[20]
相关研究参郝岚:《晚清热门英国作家在中国的最初冷遇——哈葛德小说的首篇中译She》,收录于王晓平主编的《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该文发现了《长生术》与《三千年艳尸记》在当时的遇冷这一现象,但对其原因并未有分析。

[21] 吴仁华主编:《林纾读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22] 《启事》,《时报》,光绪30年(1904)6月23日。

[23]
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收录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主编的《鲁迅翻译研究论文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

[24]《新小说征文启示》,《新小说》,1902年11月。

[25]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pp.90-92

[26]
许广平:《域外小说集·略例》,收留于鲁迅、周作人主编的《域外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
1936年版,第1页。

[27]
1920年时,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再版的序言中曾称:“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这被视作鲁迅对《域外小说集》的自评,受到后世研究者们的关注,认为这是鲁迅对自己译笔的客观认识。但笔者认为,这无非是鲁迅的自谦之语,或是担心该书仍会遇冷而作的退路之谈。

[28]鲁迅、周作人:《域外小说集》,第3页。

[29]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教社2000年版,第175页。

[30]
正如王宏志所言,“(中国)读者的口味和意识形态跟统治阶级的相差不太远”(见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绪论”部分)。因此,作为外国文学在华译介的重要组成,“翻译小说”在华传播经历了几起几落,但都与统治阶级(或社会主流政治力量)所倡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辛亥革命前后,“翻译小说”确实遇冷,但是“一战”之后全世界去殖运动又使得“小国文学”在华迅速传播,此为“翻译小说”在华传播的第二次高潮;嗣后不久,世界左翼运动波及中国,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翻译家群体将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等人的作品相继译介入华,形成了“翻译小说”的第三次高潮。但后两次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而推动的,因此无论从影响力来说,还是从持续时间来讲,都不如第一次。参见韩晗:《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及其启示——以1920—1930年代的“小国文学”研究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31]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6, p.13

[32] Paul French: The Old Shanghai A-Z. Hongkong: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8-19.

[33]
韩晗:《论中国现代官办文化产业的命运及其启示——以晚清“官书局”为研究中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4]韩晗:《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下的早期商务印书馆》,《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1期。

[35] 二云:《小报论》,《铁报》,1930年5月13日。

[36] 王忆真:《谈小报》,《铁报》,1936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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