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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诗话整理的若干问题,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

原标题:张伯伟: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

作为一代诗学文献的丛编集成,明诗话的汇辑、整理至少要迟于清诗话。我们知道,其实在明代中期就已发展出专门集刊独立成书之诗话著作以存原貌的“诗话丛书”形式,如杨成于成化间所编《诗话》,是十种宋人诗话的汇辑(若推及诗法著作的汇编,则时代更早);其后如清何文焕《历代诗话》,民国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是此类“诗话丛书”中收辑种类较多、具有一定代表性、编纂态度尚属严谨的有影响之作,①至今仍为研究者所利用。当然,日本明治时期近藤元粹汇纂的《萤雪轩丛书》,收录历代诗话59种,亦在中国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②。然客观地说,这样的丛书毕竟只是一种选辑。相比之下,现代学者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与清诗话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就,才真正称得上于断代诗学文献的全面搜辑、整理有开创之功。在宋诗话方面,因时代较早,亡佚严重,本身数量亦相对有限,所存则颇有前人编纂的基础,据郭先生《宋诗话考》,现尚流传者有42种;部分流传,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成之者46种;有其名而无其书,或知其目而佚其文,又或有佚文而未及辑者51种;再加上其中附及的数种,总数约在140种。基于这种情况,主要着力开展的是辑佚方面的工作,郭先生《宋诗话辑佚》因此辑出36种宋人诗话著作共1450余条(罗根泽先生《两宋诗话辑校叙录》亦辑出已佚诗话21种③),其搜辑之富,考核之精,为学界树立了典范,况又有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自觉;后来的学者也不断有纠补其错讹遗漏者,令该项工作更趋完备④。吴文治先生主编《宋诗话全编》,通过辑录别集、随笔、类书、史书等史料,增广编列562家,其中收录原已成书的诗话170余种,然就辑录已佚诗话部分,则基本依据郭著。在清诗话方面,郭先生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为丁福保《清诗话》所作“前言”中,于丁氏所录43种著述,从学术的角度撰写了提要,试图弥补其版本选择等方面的疏失;且于80年代初出版《清诗话续编》,增录重要或流传绝少者34种,在“平生搜集清人诗话不遗余力”的基础上,作出了清诗话总数“约有三四百种”的估计。⑤这一估计在吴宏一先生1973年于台湾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诗学研究”中可以得到印证,其附录《清代诗话知见录》所录为346种。9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清诗话或清代诗学文献的辑录不断有新的推进,如蔡镇楚《清代诗话考略》(载《石竹山房诗话论稿》)(1995)、张寅彭《清代诗学书目辑考》(1995)、蒋寅《清代诗学著作简目》(1995),著录该领域著作皆在七百种以上;而至吴宏一《清代诗话知见录》(2002)、《清代诗话考述》(2007),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2003),蒋寅《清诗话考》(2007)等,所录又增至近千种至千数百种不等。当然,这当中还是有各人对诗话标准、范围的不同理解,然鉴于清代诗学文献的数量巨大、情况复杂,先在目录学上予以考察、厘清,尤有必要。据悉,由张寅彭教授主编的《清诗话三编》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前贤二编之外,收录清人诗话著作120余种。

与宋诗话、清诗话相比,现存明诗话著作的数量居中,然从其对宋人诗话有较大发展来看,复杂的局面已然呈现;而前人汇辑、整理明诗话的基础又较为薄弱,如孙小力教授已指出:“只有何文焕《历代诗话》选录四种,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选录九种,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选录十一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整理本,总共不过二十几种,远远不能反映明代诗话的全貌。”⑥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先后有周维德、吴文治先生纂辑《全明诗话》、《明诗话全编》并出版,实为有明一代诗话的汇纂、整理提供了一个很高的标杆。两部全编著作的编纂体例不同,周著以书立目,专收独立成书的诗话著作,出版时计91种,原稿实有123种;吴著则以人立目,在收录独立成书的诗话著作外,尚辑录诗文别集、随笔、史书、类书等诸书中论诗之语,题作“某某诗话”,计722家,其中独立成书的诗话,据其《前言》所述,有120余种,而我们统计得出118种,那是因为其中有的诗话在吴著中被作为两种看待,如田艺蘅《诗谈初编》、《诗谈二编》,为方便比较,我们仅视作一种。经初步比对,吴、周两著同收的独立成书之诗话有75种,其中黄子肃《诗法》、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当属未考明作者情况而误收。吴著独有的,计43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曹安《谰言长语》、王嗣奭《杜臆》、俞宪《山樵暇语》、叶廷秀《续诗谭》、胡应麟《艺林学山》、黄省曾《名家诗法》、王昌会《诗话类编》等。但也有误收者,如《风骚要式》、《诗要格律》,宋人书目已经著录;又如张次仲《澜堂夕话》,论诗仅数条,可视为文话。周著独有者16种,其中较为重要的如王槚《诗法指南》、冒愈昌《诗学杂言》、朱奠培《松石轩诗评》、田艺蘅《阳关三叠图谱》、汪彪《全相万家诗法》等,有不少珍稀版本。⑦当然,这两种体例皆可在前代的诗话编纂中找到依据,然依我们一孔之见,在目前的基础与条件下,似应以先集中精力汇集、整理独立成书的明人诗话著作为急务。在这方面,无论如周著,在郭先生的直接影响下,以一人之力,积十数年之功,专力于单独成书的明诗话搜辑、汇纂,还是如吴著,集众人之力,得以有较广的搜求渠道与来源,其实皆主要受当时检索、搜辑资料总体环境与条件不便的局限,而仍未能辑全。⑧

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研究,著有《锺嵘诗品研究》《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东亚汉籍研究论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域外汉籍研究入门》《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等。

当今我们获取与使用资料的条件已远非昔日可比,如四库系列以及笔记、方志、目录等专题大型丛书的影印或整理出版,电子数据库的开发以及多种检索手段日益发挥作用,国际学术交流的愈加频密,这些都为穷尽性搜辑、整理某一专题或一代文献提供了便捷、开放的门径。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对近现代以来学术史的回顾与反省,有关史料之于学问的重要性,尤其是新材料、新方法的发现与拓展对于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性,这样的观念已重新获得确立。就有关诗学文献而言,多年来学界在不同程度上皆已将关注的视野扩展至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面对这样的形势,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不断开辟学术的新疆界,就获取的新材料治新学问,但在另一方面,是否也应该在这样一种新视野下,对已经整理的某一专题或一代文献本身,包括其排比、考订、编纂的方法进行重新检视,看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无可能于原先在各种条件限制下取得的重大成果再有所推进。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尝试对已有明诗话汇纂、整理的情况作一粗浅的检讨,特别是对在整理、研究单独成书的明诗话上具有代表性成就的《全明诗话》作重点考察,将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引起同好的关注,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将这一事业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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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古典诗话新诠论——复旦大学“鉴必穷源”传统诗话·诗学工作坊论文集》一书中所收张伯伟教授关于东亚诗话的宏文大作。文章体现了张教授长年来对东亚诗话文献研究的成果,资料丰富翔实,既有高屋建瓴之宏观判断,又有鞭辟入里之细节论述。

单独成书的明人诗话究竟有多少种?这恐怕是力图穷尽性汇纂、整理一代诗学文献首先要碰到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方面的目录整理研究其实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较早时期台湾学者宋隆发在《书目季刊》第十六卷第三、第四期上发表的《中国历代诗话总目汇编》,收录明诗话90种⑨;蔡镇楚《石竹山房诗话论稿》中《明代诗话考略》收录170部;台湾学者连文萍在吴宏一教授的指导下,于1998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明代诗话考述》,对明诗话作了全面而深细的考察,包括对上述宋、蔡两种目录有所辨正,获得的结论是现存者144种、已佚者137种、由后人纂辑者37种。《明诗话全编》与《全明诗话》收录的情况已如前述,朱易安《明代的诗学文献》著录的是136种⑩,孙小力《明代诗学书目汇考》为163种(11),而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增订版附录“历代诗话书目”,著录明代诗话177种。(12)

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

这里面涉及的关键有二:一是如何把握搜辑的范围;二是如何明确对诗话标准的认识。两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前者来说,研究者一般皆从明清以来各公、私藏书目、相关方志著录以及各种丛书的调查、搜辑出发,然这是相当浩繁的工程,内中情形又相当复杂,尤其是方志著录,要想穷尽,殊为不易。我们一方面还是要就上述调查、搜辑范围对已有的明诗话或诗学文献编目重新作细致的校核,看有无遗漏或误收,尤其是鉴于诗话特殊的性质,应在明代以来各种藏书目多有新创部类的情形下,特别注意在“文史”或“诗文评”类之外的“子部”、“史部”或“史杂”、“子杂”、“杂家”等相应类目及“类书”或“类编”中搜剔,而在“文史”或“诗文评”类中,则须注意诗话与文话著作往往在“诗评”、“诗法”与“文评”、“文式”等类中互有错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学者们在研究实践中其实多少已有关注,且经过这么多年持续的探查、积累,可拓展的空间或已不大。所以,更进一步的工作,恐怕还要将独立成书的范围拓展至那些单独成卷的明诗话,而由于单独成卷的诗话著述除非经后人纂辑,一般并不在书目中显示,有些著作的性质亦须验证其具体内容而定,这就需要开展实际翻检所存明代文献的普查。

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研究者不断扩大史料来源,对于“诗话”的重视与日俱增。其初关注重点为宋人诗话,研究者如郭绍虞、罗根泽等;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关注重点转移到清诗话,研究者如郭绍虞、吴宏一、张寅彭、蒋寅等;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又开始关注明诗话,研究者如吴文治、周维德、陈广宏等。由九十年代后期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更将眼光扩展到域外的东亚地区诗话,如由中韩学者共同倡议成立的“东方诗话学会”,以及若干学者在东亚诗话文献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其工作尽管良莠不齐,但体现出的倾向是不容忽视的。诗话的观念与过去相比,已发生很大改变。与此相关的比如“诗格”、“论诗诗”、“选本”、“评点”等,也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与学科观念的明确、重视是相关联的。

这样的工作量自然十分浩大,我们目前只是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试验,其中同样要特别注意子部乃至史部文献。如徐《笔精》,《四库全书》收于子部,然其八卷中,卷二诗原、诗话、诗订、诗砭,卷三诗评一(魏、唐)、诗评二(宋)、诗评三(元),卷四诗评四(明),卷五诗评五(方外、宫闺、妓女、外夷、诗搜遗),卷六诗话、词品、文订、字正解、事物解,主要部分均属诗话。(13)至于徐《榕阴新检》,《续修四库全书》收于史部,其中亦有《诗话》一卷。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者,如陈全之《蓬窗日录·诗谈》二卷,李春熙《道听录》四卷,方弘静《千一录·诗释》四卷,郎瑛《七修类稿·诗文类》十一卷、《续稿·诗文类》一卷,王同轨《耳谈类增·诗芹》一卷。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子部者,如陈师《禅寄笔谈·诗谈》一卷等。又如刘仲达《刘氏鸿书》卷七十一“诗话”、卷七十二“士诗”、卷七十三“女诗”,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十二除数条外均为诗话。此外,就集部而言,在人们普遍注重的“诗文评”、“总集”类外,要特别注意别集类文献。一些作者会将诗话附录于卷尾或置于其中的某些卷次,如陈霆《渚山堂诗话》三卷,《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有著录,然现今各图书馆均无此书收藏,属于已经亡佚的诗话。但我们在正德刊十九卷本《水南稿》中,却发现其卷十八、十九即是诗话;在杨春先《诗话随抄八卷附集一卷》中又有17则“水南诗话”,基本上可恢复《渚山堂诗话》的原貌。又如《胡维霖集·墨池浪语》收《诗谱》一卷、《诗评》二卷,骆问礼《续羊枣集》卷二除后面数条论文外均是诗话。根据初步所做的上述检核、搜剔工作,目前已可在前人的基础上增补40余种,则所得明诗话增至200余种,然我们深知,这样的搜辑仍未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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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今搜辑海外所藏汉籍的条件相对成熟,尽力搜讨存于海外的明诗话孤本、善本,是进一步扩充该领域文本的一大资源。不少学者其实已陆续在开展此方面的工作,如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收曾鼎《文式》一种之日本内阁文库藏旧抄本,张健《珍本明诗话五种》收日本内阁文库藏雷燮《南谷诗话》、谢肇淛《小草斋诗话》等;又如题朱之蕃评《诗法要标》三卷,今藏韩国,赵钟业教授已录入《韩国诗话丛编》第十二卷,蔡镇楚教授《中国诗话珍本丛书》据之影印。此外还有今藏日本内阁文库的吴默编《翰林诗法》、藏韩国中央图书馆及延世大学的郑瑄《昨非庵诗话》等,国内均无藏本。不过,真要开展全面的搜辑,仅普查一项,工程已巨,故尚任重而道远。

一、 东亚诸国诗话观念的演变

在另一方面,有关佚目的搜辑,也要利用现在已有的条件,尽可能予以补充并检核。连文萍博士在佚目的搜辑方面做了辛苦而繁难的工作,翻检了大量明清公私书目及方志,获得130余种已佚或疑佚的明代诗话。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诗林辩体》条云:“不著卷数,作者不详,疑佚。是书见《晁氏宝文堂书目》上卷‘诗词类’著录,仅存书名。”(14)实际上此书又见录于《国史经籍志》卷五、《千顷堂书目》卷三一、《百川书志》卷十九、万斯同《明史》(清抄本)卷一三七等,其作者为潘援(《千顷堂书目》误为“潘授”),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八二有传。而且此书实未亡佚,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书有明刻本十六卷,藏安徽省图书馆,存八卷(又查得首都图书馆藏此书正德七年刻本,存七卷)。另外,一些目录或方志虽经查检,然尚有遗漏。如(光绪)《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二所著录王经《唐诗评》、晏若川《佚老亭诗话》等,连目已收入,而同卷杨廉《风雅源流》、廖道稷《诗话》八卷、周鼐《古乐府后语》等则未收入。在其他书志文献中,我们又补充了能断定为明代诗话的佚目30余种。

诗话起源于中国,影响到韩国、日本(越南也有少数诗话,数量太少,姑且不论)。但三国文人的诗话观念并不一致,略述如下:

有关“诗话”标准,研究者已有比较多的探讨、界定,虽有不同意见,但我们认为,基本上还是能达成共识的。鉴于南宋以来,尤其是有明一代,“诗话”的性质、定义皆有了很大的发展,回到狭义的“诗话”已没有多大意义。人们常常引述的南宋初许在《彦周诗话》小序所说的“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15),是当时理解的诗话内涵,虽可以看作对欧阳修等“集以资闲谈”的具体化落实,却亦意味着为诗话范畴的进一步拓展预备了空间。由蔡絛的《西清诗话》与《诗评》当为两书(16),或许仍反映出北宋宣和间人对“诗话”的特定认识,然从另一面来看,司马光《续诗话》31则中有20余则为当朝及唐代诗人品第,当然合乎“辨句法,备古今”之例,却多少也预示了其后的诗话由“记事”向“论评”发展的必然趋向。随着人们将“诗话”的源头不断上溯,也就意味着其外延的不断扩大。我们从当在北宋后期成书、宋代最早的汇辑诗话《唐宋名贤诗话》中,可以看到引唐人笔记如《唐摭言》、《本事诗》等十余种(17),据此可知其并不局限于欧阳修以来创立“诗话”名目者。如果说,这仅仅是小说家“记事”一类的上溯、扩展,那么,南宋初任舟辑《古今类总诗话》,前三卷日诗体、诗论、诗评,应该已体现出诗话格局的变化,郭先生以为“开《诗人玉屑》之先声者”。(18)与《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相比较,《诗人玉屑》明显由“稗官野史之类”的记事为主向论诗、品评为主转变,其构架又受到严羽诗论很大的影响,卷一列“诗辨”、“诗法”,卷二列“诗评”、“诗体”,卷十一列“考证”等,当取自严羽五篇诗论的题名,并将其所论悉数收入而重加编次,可见严羽诗论在所有被“博观约取”的诗话、评论中的地位与分量,尤其是前两卷显然具有总纲性质,亦可见严羽诗论方式产生的背景;而至明中期严羽诗论被正式冠以“诗话”之名刊行,至少反映了明人有所发展的“诗话”观念原有所本。从郑樵《通志·艺文略》于“文类”中的“文史”外又专门析出“诗评”,计收44部与论诗相关的著作,主要是唐人诗格、诗式、诗例、诗句图之类,也有9种宋人诗话,则可看到在“诗评”的大类下,唐人诗格、诗式一类的著作与宋人诗话之间似乎已具有某种关联。后来胡应麟将李嗣真《诗品》、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诗评》等二十种唐人诗格、诗式著作视作“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并谓“近人见宋世诗评最盛,以为唐无诗话者,非也”(19),显然亦非无稽之谈。如此,自明初以来,承元人好习诗法、诗格之风气,诗法汇编著作往往与诗话汇编著作并兴甚或相混,亦好理解;而如赵琦美《脉望馆书目》所立“诗话”目收录《诗学权舆》、《名家诗法》、《诗法》等,董其昌《玄赏斋书目》所立“诗话”目收录《冰川诗式》等,皆是明人有所拓展的诗话观念之体现。至于明宗室朱奠培于正统间撰《松石轩诗评》,开始令明初以来承袭北宋诗话“集以资闲谈”(如瞿佑《归田诗话》),或承袭元人风习纂辑诗法、诗格著作的格局有所改变,也是因为他将诗评的典范上溯至钟嵘《诗品》,如其于成化十年(1474)撰《诗评后叙》所言:“诗之有评也,钟嵘三品之前,盖未之闻焉。后之评诗,可嗣其美者,张芸叟而已。”(20)而如上举《脉望馆书目》、《玄赏斋书目》等所立“诗话”目,皆收录《松石轩诗评》。这种对于钟嵘《诗品》的标举,以及越来越多的明人对严羽诗论的推许(21),在后来又构成复古派日益强调论诗理论性与体系化的一种谱系,如屠本畯编《诗言五至》十卷,即收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徐祯卿《谈艺录》、皇甫访《解颐新语》、王世贞《艺苑卮言》五种;王世懋为胡应麟作《诗测序》,亦谓“自钟嵘《诗品》以来,谭艺者亡虑数百十家,前则严沧浪、徐迪功二录,近则余兄《艺苑卮言》最称笃论”,而若论“集诸家之长,穷众体之变”,还数胡应麟此著。(22)因此,近代以来,学者往往将诗话的概念实际拓展至目录学“诗文评”类目中的论诗部分,(23)应该说还是可以找到明清以来诗话观念发展的脉络并作为依据的,核之《四库全书》“诗文评”小序概括的五种体例:溯源流、评工拙,置品第、溯师承,备陈法律,旁采故实,体兼说部,于诗话而言,似皆有迹可寻。所须谨慎的,倒是属于经部的《诗经》学论著,以及集部“楚辞”类、“总集”类等诗学著作,因为这些类目部次已久,自成传统,各有相当可观的数量,牵一发而动全身,除非历代目录相沿冠以诗话之名或列入诗文评者,否则还是另作独立研究为宜。之所以仍要探讨对诗话标准的理解,是因为它实际构成在明清以来各公、私藏书目、相关方志著录及各种丛书等范围内检核、搜剔明诗话的操作原则。

1.

(二)

在文献整理过程中,首要的一个环节是版本选择。为使该文献的原貌得以呈现,要尽量使用刊刻时代较早的足本、精校精刊本,以及今人花费很大心血的高品质整理本,这作为常识人们都了解。只是在大型文献的编纂中,这样的要求不易做到,更何况迫于当时搜求资料的困难条件,如《全明诗话》的汇纂、整理,比较多的还是依据各种汇编的杂纂类丛书,以及类编中“诗文评”类的丛书等所收明诗话着手进行的。其便利之处,在于可利用《中国丛书综录》集中查检,且因丛书编纂在清中叶后始盛,本子相对易得;然由于丛书规模一般都比较大,编刊质量颇有参差,用途亦各不相同,存在的问题不少。试举数例:

《兰庄诗话》一卷。《全明诗话》提要:“闵文振撰。文振字道充,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人。生平未详。有弘治九年(一四九六)序刊本、明抄本、《说郛》本。”按,周著仅收4则,系据《说郛》本。而国图所藏明钞本,计46则,前有小序。当以明钞本为底本。(24)

最早以“诗话”命名其论著的是欧阳修,卷首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因为是“闲谈”,所以态度是轻松的,文体是自由的,立论也往往是较为随意的。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在此观念指导下的历代诗话也就具备了这样的基本特征。所以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批评说,诗话“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所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此话虽然在章氏本人有其特定的针对性,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代诗话共有的某些特征。这种对于诗话的整体否认,在明代就有“诗话作而诗亡”的口头禅,但恰能形成反讽的是,文人一方面在弹奏这样的老调,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汇编旧诗话、推出新诗话,以至于明清时代的诗话数量远超前代。后人以“滥”责之,也是有缘故的。

《诗文浪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林希恩撰。希恩字懋勋,号龙江,莆中(今福建莆田)人。生平未详。有《说郛》本、《古今图书集成》本。”按,此处撰者当即林兆恩,以下再辨。周著据《说郛续》本所收计13则(其中第1则,《林子全集》作两则),而《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91册《林子全集》(崇祯刻本)所收《诗文浪谈》,计27则。则显然前者不宜作底本。(25)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古人没有对诗话作过“尊体”的努力,但看来效果不大。明人文徵明(璧)说:“诗话必具史笔,宋人之过论也。玄辞冷语,用以博见闻、资谈笑而已,奚史哉?所贵是书正在识见耳。”(文璧《南濠居士诗话序》,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41页。)在现有的文献中,我们并不能看到宋人有“诗话必具史笔”的要求或期待,即便有这样的议论,也未能得到后人的认同。文徵明在给都穆(玄敬)的诗话作序时,已经对此论有所反驳,清人方濬师也附和其说云:“此言极当。见闻博则可以熟掌故,识见正则不至谬是非。古人学问,各有所得,但当遵守其长处,若一概抹煞,岂非愚妄?”他们既肯定了“博见闻、资谈笑”的意义,在驳斥“宋人”论调的同时,也强调了诗话著作贵在“识见”。若无自家眼光,以拾人余唾为满足,则不啻矮子观戏,随人喝彩而已。

游潜《梦蕉诗话》一卷。《全明诗话》提要著录:“有《梦蕉三种》本、《学海类编》本。”按,《梦蕉三种》为游氏《梦蕉存稿》、《梦蕉诗话》、《博物志补》之合刊,有嘉靖戊申(1548)丰域游氏家刻万历及清康熙间递修本,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藏,其中《梦蕉诗话》为两卷,《千顷堂书目》“文史类”亦著录为两卷。而《学海类编》本所收为一卷,知周著实据《学海类编》本。《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416册所收《梦蕉三种》,即明刻清康熙递修本,将其中《梦蕉诗话》与周著所据《学海类编》本比勘,后者仅收上卷65则,而前者两卷合计有143则。当以《梦蕉三种》本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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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艺蘅《香宇诗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著录:“有《说郛》本。”按,该著明清各公、私藏书目皆未见著录,周著所据《说郛续》本,实摘自田氏《留青日札》之《诗谈》,计34则。然据《澹生堂书目》“诗评”类著录,为“《日札诗谈》二卷”,当即其《留青日札》卷五、卷六之《诗谈初编》、《诗谈二编》。《留青日札》三十九卷,有隆庆六年(1572)钱塘田氏刻本(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藏),《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05册所收系浙江省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七年(1609)徐懋升重刻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明清笔记丛书”《留青日札》,亦系以谢国桢家藏万历己酉(1609)重刻本为底本,与万历甲申(1584)刻本对校并整理、标点,其中《诗谈初编》计63则,《诗谈二编》计78则。虽说如四库馆臣指出,此两卷与其他几种著述“皆以所著别行之书编入,以足卷帙”(26),孙小力《明代诗学书目汇考》注意到“《留青日札》卷首总目于《诗谈初编》之下,有小字注曰‘自为十卷’,疑其《诗谈》原为十卷”。然毕竟较《说郛续》本所摘录者为全备,次序亦不同,不如全收此两卷,题作《日札诗谈》。

相对于欧阳修,许顗《彦周诗话》中对“诗话”一体作了重新定义:“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虽有五项,但真正体现文学批评性质的,其实只在“辨句法”一端,“正讹误”涉及考证,其他三项皆属于记事。《沧浪诗话》倒是由五节构成,即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但严羽最自我看重的是“诗辨”。他说:“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强调的就是“识见”,就是以“自家实证实悟”的观念撰著诗话,足可为诗话体赢得荣誉、舒一长气。可惜这样的观念,在诗话类中堪称凤毛麟角。1990年冬在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唐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的兴膳宏先生,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对诗话的整体评价是什么?”我回答:“借用《世说新语》中孙绰评论陆机的话说(此话在钟嵘《诗品》中被引作谢混语),就是‘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承蒙兴膳教授颔首称是。虽然是几近三十年前的旧事,但就我而言,这个评价至今未变。

相比较之下,《明诗话全编》因为要从作者个人相关著述中辑录其诗话,所本便不至于局限在通行诗话丛编本。如《游潜诗话》,即据《梦蕉三种》本录其《梦蕉诗话》两卷,又从《梦蕉存稿》中辑出2则;《田艺蘅诗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瓜蒂庵藏《留青日札》收卷五《诗谈初编》、卷六《诗谈二编》,另从他卷辑录22则。不过,若该作者未见有其他著述留存,则很可能仍取通行诗话丛编本。如《闵文振诗话》,还是据《说郛》本,仅4则。

2.

又,即便是利用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这样在诗话丛书中算是比较好的著作,如郭绍虞先生指出的,也还是有版本问题,(27)须慎重择用。此外,尚有更为复杂的情况。试看如下两例:

杨慎《升庵诗话》十四卷。《全明诗话》提要仅著录《历代诗话续编》本,知用此本。据丁福保《重编升庵诗话弁言》:“《升庵诗话》,自明以来无善本。有刻入升庵文集者,凡八卷(自五十四卷至六十一卷);有刻入升庵外集者,凡十二卷(自六十七卷至七十八卷);有刻入《丹铅总录》者,凡四卷(自十八卷至二十一卷);《函海》又载其十二卷及补遗三卷。此详彼略,此有彼无,前后异次,卷帙异数。”有鉴于此,“爰搜集各本,详加校订,讹者正之,复者删之,缺者补之。至其伪撰之句,则原之以存其真,据其题中第一字之笔画数,改编一十四卷,自谓较各本为善矣。”经过丁氏的重新编订,终于归并成一个完足之本,他也因此颇为自信:“割裂古人书,世所诟病,若《升庵诗话》之散如盘沙,不割裂无以得善本……”(28)然缺陷亦很明显,丁氏以条目首字笔画次序重新排列,彻底打乱了杨氏原有次序,诸本原貌既不得保存,于杨氏诗学文献之编例及诗学思想之沿革变化过程亦不复显现。又,《历代诗话续编》本既已据《函海》编录杨慎《升庵诗话》的《补遗》三卷,而《全明诗话》于丁氏此重编《升庵诗话》外,另再收入《诗话补遗》,实为重复。

俞弁《逸老堂诗话》两卷。《全明诗话》提要亦仅著录《历代诗话续编》本,知用此本。《明诗话全编》同。然此书有乾隆四十二年(1777)卢文招抄本,国图藏,末附黄丕烈、卢文弨、缪朝荃、赵诒琛、丁福保诸人跋,述传抄经过,至丁福保跋,撰者始得确考,应即丁氏所据之本。然未知何故,此钞本末条记“近吴中有乡宦,于国赋每后期不纳,致里催,岁受其累。太学吴拱云岫作《冤苦吟》以告,云……乡宦得诗大惭,不日完纳。其诗亦备尽催情苦,故全录以为士大夫劝”,丁氏却并未录入,因而有缺。

中国诗话传入朝鲜半岛并发生影响,在高丽时代已见痕迹。高丽僧子山注释《十抄诗》,就引用到钟嵘《诗评》、佚名《唐宋诗话》(全称《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张某《汉皋诗话》、阮阅《诗话总龟》等。不仅有单种诗话,也有诗话总集。尽管钟嵘《诗品》较早已传入(此书唐宋史志皆著录为《诗评》,故该书东传应在元代以前。而据林椿写的《次韵李相国知命见赠长句》诗中有“讥评不问痴钟嵘”来看,《诗品》至晚在南宋初期已传入),但对于朝鲜半岛的诗话撰著却影响不大。真正起到样板作用的,是北宋的诗话体。确定为高丽朝的诗话有,李仁老《破闲集》、崔滋《补闲集》和李齐贤的《栎翁稗说》(又有旧题李奎报《白云小说》者,乃后人编辑,夹杂了他人议论,不尽可信《白云小说》最早见于洪万宗编《诗话丛林》,据其序文可知,洪氏编集《丛林》时已有此书。其文共三十一则,有六则不见于《东国李相国集》,第十一则和三十一则的部分内容也不见于文集,颇滋疑问。如第一则引《尧山堂外纪》,为明人蒋一葵所撰,时代不相及,柳在泳《白云小说研究》认为乃朝鲜时代人辑入。丁奎福《韩国古典文学的原典批评研究》则推测为洪万宗编纂。从书名就可以发现,这些诗话受到欧阳修《六一诗话》“以资闲谈”的著述观念影响颇深,内容也不外如是。崔滋《补闲集序》说,其书内容不外乎“有一二事可以资于谈笑者,其诗虽不嘉,并录之”,乃“集琐言为遣闲耳”。至于《破闲集》中引用自作“飞鸟岂补一字脱”句,其典就出自《六一诗话》。影响到后来,朝鲜时代的诗话著作百余种,真以“诗话”命名者不到一半,很多著作的书名中都有一“闲”或“琐”字,如《謏闻琐录》、《遣闲杂录》、《玄湖琐谈》、《闲居漫录》等。然而在对诗话价值的认识上,他们与中国传统的看法却有较大差异。

《全明诗话》的编者其实已经非常注意孤本、善本的搜求,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其辛苦和无奈,正如孙小力教授在所撰书评中描述的,非如今日所能想象。故即使是找到比丛书本更好的本子,或许仍会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如:

总体看来,朝鲜半岛文人对诗话多有肯定,对创作实践中读诗话的意义也多有阐扬。……(略)

朱奠培《松石轩诗评》一卷。《全明诗话》提要著录:“有成化甲午刻本,首有观诗录序和叙,俱残缺,末有后序。”该著为明前期诗话中比较重要的一种,众多书目皆有著录,亦屡被此后诗话著作所称引,然诸丛书多未收,周著据成化本录入,实为其重要的贡献。据连文萍博士所述,周先生当年靠手抄录其全帙(29),尤为不易。惜其所据之本,卷首《观诗录序》和《叙》俱残缺。此本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一藏天一阁。后张健《珍本明诗话五种》据北大藏本整理出版,两文均不缺,知周著所据当是天一阁藏本。

3.

姜南《蓉塘诗话》二十卷。《澹生堂藏书目》“诗话”类、《玄赏斋书目》“诗话”类、《千顷堂书目》“文史”类等著录该书皆为二十卷,故《全明诗话》提要亦照录,并著录“有嘉靖洪楩刻本”,然实际所据,是其亦予著录的明抄本六卷、《说郛》本一卷:“今据明抄本,附以《说郛》本,成七卷。”洪楩刻本,系嘉靖二十六年(1547)刻本,国图等藏,为二十卷本。该著另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张国镇刻本,天一阁藏,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95、1696册;又有旧抄本二十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两本比勘,其中差异较大,除卷十、十六、十七相同外,其他各卷抄本较嘉靖本多出110条,当属不同的版本系统,显示即便是足本,情况亦比较复杂。据其二十卷本各卷列目,实为诸种杂著之汇编(30),如傅增湘《蓉塘诗话跋》已指出:“此书虽名诗话,……实说部也。卷为一书,凡二十种。”“各编中诗话居十之四,述事论人者十之四,考古者十之二……”(31)即便如此,恐亦当录其二十卷全帙。

其次一个环节便是校勘。众所周知,古籍在刊刻、传抄中,常常会出现讹误、脱衍及擅改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广收异本,加以比勘校正,或能得到较为接近书籍原貌甚或作者原意的文本。这样,校记就显得非常重要。周维德先生纂辑《全明诗话》,在当时查询、搜求资料诸多条件皆不便利的情况下,不仅觅得不少善本、孤本,且做了数十万字的集校校记,结果与被删却的32种明诗话一样出于出版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入编,实在是太大的憾事。如今我们的资料条件与出版条件虽仍有不如人意处,然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应该可以不再受这样的局限,理应做得更好些。以下两例可说明校勘的重要性:

李东阳《麓堂诗话》一卷,《全明诗话》用《历代诗话续编》本。而丁福保所据,乃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已属不错的本子。当然,该诗话今天已有李庆立教授的整理研究力作《怀麓堂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以周、李两本相较,其中不止有字句的差异,尤其是某些条目反映出诗话在清代所遭篡改的情形。如周本:“本朝定都北方,乃为一统之盛,历百有余年之久。”(32)此条李本作:“本朝定都北方,乃六代、五季所不能有;而又移风易俗,为一统之盛,历百有余年之久。”又校记云:“知不足本作乃□□□□所不能有,而又用□□□为一统之盛”。(33)马云骎《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指出:“四库本前阙四字作‘六代五季’,后‘用□□□’竟改为‘移风易俗’,而诗话本与岳麓本则全删两句,以首尾径接。实则前四字固不能臆必,后三字当为‘夏变夷’无疑。”(34)

至少在唐代的时候,就有大量中国诗学著作涌入日本。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来看,《文心雕龙》和《诗品》固然在目,但尤为引人瞩目的是隋唐人的“诗格类”著作,其中有二十多种是中国历代文献中从未出现者。市河宽斋《半江暇笔》卷一“《秘府论》”条云:“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散见于载籍者,亦仅仅如晨星。独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昌龄《诗格》、元兢《髓脑》,皓(皎)然《诗议》等书而归,后著作《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卮言,尽在其中。”而《文镜秘府论》也就成为日本历代诗话之祖。

谢肇淛《小草斋诗话》五卷,《全明诗话》于内篇、外篇三卷用读耕斋刻本,杂篇两卷则据清抄本补入。按,此书又有清刻本、明刻本及日本抄本等,张健《珍本明诗话五种》即据明刊及日本钞本五卷本。将两书比勘,除周本较张本多卷首林炜序外,字句不同者复有十四条,互有优劣。如周本“元何正初荐”条,张本作“何世”,检《全浙诗话》有“何正”条(卷二十五),则周本是。又如,周本“余季孟安阳人”条,张本作“金李孟”。按,李贤《明一统志》卷二十八李志方传:“李志方,初名益,安阳人,金宣宗时补为户部令史。”据此,则当为“金李益”。

如果说,朝鲜半岛的诗话观念受宋人影响较大,那么日本的诗话观念则主要受唐人诗格的影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以著述体式而言,诗格在前,诗话在后。但诗话体兴盛之后,诗格的内容往往被诗话吸纳,所以在后来诗格就渐渐被诗话体所覆盖。严格说来,当然是有区别的。诗格的内容主要是讲述诗歌创作的格式、法则,其目的主要是教导初学者。这就决定了其内容难免死板、肤浅,所以常常受到如下批评,或曰“妄立格法”,或曰“浅稚卑鄙”,或曰“一字不通”、“强作解事”。在中国诗学体系中,对这类著述的评价,往往还低于一般的诗话,许学夷贬之云“村学盲师所为”;王夫之则斥为“画地成牢以陷人者”,其作用不啻“引童蒙入荆棘”。而在日本文人的观念中,就不完全是这样。

像诗话这样的文献,一些有声望的作者在创作、编纂过程中,往往会随作随刊,多次刊布的文本有增删,有重复,有异文,而在流传过程中,同时代或后人的纂辑,也往往会有删并、改易乃至增衍,在这种情形下,除了选用一个合适的善本为底本外,尚须搜集有代表性的异本相校,目的除一般保证录文准确、完足外,最好还能体现作者诗学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体现原作与流传诸文本的异同及关系。这样的要求,对于大型文献的整理来说,当然也不易做到,但至少应该校出那些重要的异文,而同一作者有较大篇幅内容重复的前后之作,亦尽量能通过校记的形式,反映于一个文本上,避免重收。

通观日本诗话之作,不难发现两大特点:一是诗格类的内容特别多,于此相联系的,就是第二,为指导初学而作的特别多。像这一类书,如《诗律初学钞》、《初学诗法》、《幼学诗话》,仅仅从标题上就综合了上述特点。而在诸书的序引中,这样的提示就更多了。如原尚贤《刻斥非序》谓其书“以示小子辈”,泷长恺《南郭先生灯下书序》云:“此书之行也,后进之士赖焉。”山田正珍《作诗志彀序》云:“其意在使夫后学不失诗正鹄也。”岩垣明《跋淇园诗话》云:“此书先生特为后进示义方者也。”诸如此类的议论,堪称不绝于书与耳。不仅此类著述宗旨弥漫于诗话之著,而且往往予以肯定的评论。江户时期的雨森芳洲在《橘窗茶话》中说:“或曰:‘学诗者须要多看诗话,熟味而深思之可也。’此则古今人所说,不必覼缕。”因为是自古以来的通说,所以要熟读诗话的理由就不必详细罗列,这似乎已经成为一则不证自明的潜在铁律。

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八卷,《全明诗话》著录《谈艺珠丛》本、《历代诗话续编》本。然而王世贞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开始着手写作《艺苑卮言》,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初刊,隆庆六年(1572)增补两卷,万历五年(1577)世经堂《弇州四部稿》本已至十二卷,万历十七年(1589)武林樵云书舍新安程荣刊《新刻增补艺苑卮言》则为十六卷,显示出动态的发展过程,当然,另有各种抄本等,情况相当复杂,各本文字及编排次序差异较大。如能将这一变化藉由版本的校勘显示出来,对于研究王世贞诗学思想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这一整理工作做得充分,那么,如后人从中摘录刊行的王氏《全唐诗说》、《国朝诗评》之类,或亦未必再重复收录,在提要或校记中加以说明即可。

我们不妨就一本书来作个对比,还是在《橘窗茶话》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记载:……(略)

又如胡应麟《诗薮》,其生前已自刊,又有程百二万历刻本、张养正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江湛然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本、黄衍相万历刻本、崇祯间吴国琦刻本及朝鲜刻本、高丽铜活字本、日本贞享三年(1686)刻本等十余种。1958年中华书局据日本贞享本为底本,校以广雅书局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在此本基础上,用上图藏万历十八年(1590)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残卷、朝鲜旧刊本校补,已是较为完备而成熟的文本。由文字及条目的异同看,《全明诗话》所用或即上古本。不过,上古整理本所用底本和校本,基本上属于程百二本系统,最为重要的江湛然本系统未参校(广雅本虽属江本系统,然其缺外编卷五、卷六及续编两卷,并非完本);该著既参校了上图藏万历十八年原刊本残卷(现上图已不可得),却亦未见用以校正的痕迹,诸本异同及关系未能通过校勘充分显示出来。如上古整理本外编卷四“正声于初唐不取四杰”条下为“正声不取四杰”、“严羽卿之《诗品》”、“沈云卿《龙池篇》”、“花卿盖歌伎之姓”、“杜《诸将》诗”、“沈云卿有《答魑魅》诗”、“客衣筒布细”、“杜拭泪沾襟血”、“陈子昂《怀古》诗”(第192—193页),江湛然系统诸本则为“杜《诸将》诗”、“沈云卿有《答魑魅》诗”、“客衣筒布细”、“杜拭泪沾襟血”、“陈子昂《怀古》诗”、“正声不取四杰”、“严羽卿之《诗品》”、“沈云卿《龙池篇》”、“花卿盖歌伎之姓”等。又如上古本内编卷二终于“诗至五言古”条(第40页),而吴国琦本此后多“古乐府步出白门冬”、“步出白门东”、“打起黄莺儿”三条,为诸本所无。据我们统计,各本间文字异同、条目有无及条目次序三个方面的差异多达百余条,其中既有传抄刊刻中造成的讹误,亦应有胡应麟不同时期对《诗薮》所作的修订,据此是可以对其诗学及理论体系的完善进行更为深入而有益的研究的。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登录,总体看来,由于十九世纪末汉文化圈的分崩离析,到二战以后民族文化意识的高涨,从事汉诗写作的人在韩国和日本急剧减少,汉文学地位也大幅下降,因此,诗话的阅读圈已经缩小到专门研究的学者。偶有写作者,如韩国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1972)纯以汉文为之,也只是一种自娱自乐,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冯复京《说诗补遗》八卷,《全明诗话》与《明诗话全编》均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旧抄本,然二者有较大差异,几似两种版本。如周本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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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诗恶乎学?”予应之曰:“学古而已。”曰:“然则上皇以降,其无诗乎?”予曰:“此天地之元声,假人以宣之也。自史皇观鸟,文意显附。伶伦听凤,宫徵暗和。《虞书》曰:‘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论已密于后世矣。裔是而降,夏歌浩衍,商颂沈沉,国风优柔,雅颂典则,有不循轨度者,无有哉。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为三百,其所删去十九,必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者也。”(第5册,第3833页)

二、 东亚诗话的文献整理

吴本则云:

对诗话的整理工作,如果从明代人对诗话的汇编工作开始,可谓由来尚矣。有专收一代者,如杨成玉《诗话》辑宋人诗话十种,周子文《艺薮谈宗》专辑明人诗论。也有不限于一代者,如稽留山樵《古今诗话》即汇编了唐宋元明的论诗之作数十种。日本明治时期近藤元粹《萤雪轩丛书》,开日本学者整理中国诗话之先河。在朝鲜半岛,类似的工作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洪万宗编纂的《诗话丛林》。这里主要就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诗话文献整理略作评述。

或曰:“诗恶乎学?”予应之曰:“学古而已。”曰:“然则混沌开辟之初,无诗乎?”予曰:“混沌之诗,此天地之元声,假人以宣之也。自史皇观鸟,文意显附。伶伦听凤,宫徵暗和。琢句选声,法昉于此。《虞书》曰:‘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论诗知府,已密于后世矣。裔是而降,夏歌浩衍,商颂沈沉,国风优柔,雅颂典则,有不循轨度者无有哉。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为三百,其所删去十九,必皆淫靡肤陋,怨诽绞讦,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者也。”(第7册,第7164页)

1.

究其原因,乃是原本中多有勾涂、删改,吴本全用原文,不理会改动之处;周本则全用改后文字。像这种情况,宜以校记说明而呈现其全貌。若是作者自改,则更为珍贵。

为使更为广大的读者能够利用、阅读相关的诗话文献,对之加以现代标点,也是文献整理所必需的重要环节,然要做好此项工作,并非简易之事,其中有许多复杂的情况,甘苦自知。尤其像大型文献的汇集整理,工程浩大,要关注的方面很多,整理中出现断句等错误,很难避免。《明诗话全编》中这方面的问题,如王毅《从〈明诗话全编〉说起》一文已有论及(35),兹不赘述。《金明诗话》这样的问题也不少,其主要原因,既有误解文意所致,又有所据版本有缺字、讹字或抄录错误造成。如周本《松石轩诗评》“陶潜之作”条云:“虽弗婴笼,终可与其洁。”(第459页)张健《珍本明诗话五种》所据本此条“终”作“络”,则此句当断为“虽弗婴笼络,可与其洁”;又,周本“杜审言之作”条云:“质笃而有容饰,而弗侈者也。”(第461页)张本作“质焉而有容,饰焉而弗侈者也”,张本是。这方面的举证论述会比较琐碎,限于篇幅,此处从略。不管怎么说,现在若要进一步开展相关整理,于标点亦应付之全力,并尽量利用前人成果,努力使这方面的错误率降至最低。

(三)

近年来对诗话整理极为重视,举其代表者,关于宋代有程毅中主编,王秀梅、王景侗、徐俊、冀勤辑录的《宋人诗话外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张伯伟编校的《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辽金元有吴文治主编的《辽金元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明代有吴文治主编的《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周维德集校的《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张健辑校的《珍本明诗话五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广宏、侯荣川编校的《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在编的《全明诗话新编》;齐鲁书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程千帆主编的“明清文学理论丛书”,其中也包含了多种明清诗话的笺注本。关于清代的有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的《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张寅彭选辑、吴忱、杨焄点校的《清诗话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在编的《清诗话全编》。关于民国的有张寅彭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王培军、庄际虹校辑的《校辑近代诗话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此外,还有校辑一地者,如贾文昭主编的《皖人诗话八种》(黄山书社1995年版);有校辑一人者,如张忠纲编注的《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有校辑一类者,如王英志主编的《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至于单本诗话的校注,近年来也颇有成绩。如张寅彭和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张健《沧浪诗话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蒋寅《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等。中国传统治学以目录学为津梁,近年亦颇有成绩,由于清诗话数量庞大,人们对其总貌如何不得其详,这种状况在近年得到很大的改变,如吴宏一主编《清代诗话知见录》(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张寅彭著《新订清人诗学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蒋寅著《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吴宏一主编《清代诗话考述》(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从以上挂一漏万的胪列中,就不难看出诗话整理热潮的概貌。如果从出版社着眼,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的业绩尤为突出。

作者及其生平的考订,不仅关系到相关诗话创作的必要信息,而且鉴于汇纂一代文献或某专题文献的体例,一般皆按作者生卒年先后排序,生卒年不可考者,则参照诸如成书年代、科第或初仕年份、交游及其他活动情况斟定,尤要求尽力搜讨且著录准确。然对于全编性质的明诗话纂辑来说,要做好这项工作殊为不易,特别是在资料及检索条件受到相当大限制的环境下,已获得的成就让人充满敬意,有失检的资料或些许错误,在所难免,那也正是后来者应该继续努力推进的。事实上,周、吴两著编就或出版后,连文萍、孙小力教授等即已对明代诗话作者生平的有关问题作了不少补正的工作,成绩斐然。我们在搜检各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也对近30位作者的生平史实予以正讹补遗。以下略分三个方面举述发现的一些问题:

上述所举诸书中,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几种大型诗话曾经引起一时的注重。该书从各类载籍中辑录了大量诗论材料,的确可以提供学者的参考。但是以名实相符的要求来看,其所谓的“诗话”,极为广义。无论其著述形态、文体如何,只要涉及论诗,一律辑入。当然,这样的看法在古代也有,比如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五云:“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前人如郭绍虞先生《诗话丛话》也说:“由体制言,则韵散分途;由性质言,则无论何种体裁,固均有论诗及事及辞之处。”又云:“我之所以谓论诗韵语,亦是诗话一体者,盖又就更广义言之,欲使人于这种形貌之拘泥,亦且一并破除之耳。”但这种意见,我极不赞成。性质上的相通并不等于体制上的相同,如果不从体制上着眼,就无法显示中国文学批评各种形式的特点,毕竟中国文学批评史不等于中国诗话史。

其一,诗话作者姓名、字号等信息的误书、错植及缺载。姓名、字号是最基础的信息,如果每一种诗话不能准确地将其作者予以标示,那么后续研究工作的展开将极为困难。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既有因袭所用资料的错误,也有将同名者错植的情况。

总之,中国的诗话文献整理,已经取得不少令人欣喜的成绩,在可以看到的若干年内,还将有重大收获。

如前及《诗法》一卷的作者黄子肃,实即元人黄清老(1290—1348),字子肃,号樵水,邵武人,传详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三《元故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黄公墓志铭》。诸家之误,乃是由于《中国丛书综录》将《诗法》收入明代,题著者为“黄省曾(子肃)”,连文萍已辨其时代与黄省曾不符(36),且“子肃”并非黄省曾字。

2.

前亦述及,《诗文浪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林希恩撰。希恩字懋勋,号龙江,莆中(今福建莆田)人。生平未详。”此作者名的著录,承自《说郛续》本。《明诗话全编》提要略同,其他明诗话或明代诗学文献编目收入该著者,亦大抵如此著录。按,林希恩实为林兆恩,《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教主林姓,讳兆恩,字懋勋,别号龙江,道号子谷子,晚年证果后自称曰混虚氏,曰夏午尼。”(37)又云:“嘉靖四十三年冬十一月,著《诗文浪谈》。”(38)《澹生堂藏书目》“诗话”类即著录为林兆恩。作为“三一教”的创始人,林兆恩在当时朝野有很大的影响,传记资料并不匮乏,如何乔远《名山藏》、《闽书》,陈鸣鹤《东越文苑》等皆有传,又有其弟林兆珂编《林子年谱》(39)。据此年谱与《本行实录》,林兆恩生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十四日。

《文式》一卷的作者,研究者一般皆据杨士奇《孝子曾先生改葬志铭》或《明史》卷二九六,著录作:曾鼎(1321—1378),字元友,更字有实,泰和人。然旧抄本作者自序云“暨官岭表,得余姚赵氏撝谦所编《学范》,内备载其说,遂取以相参订”(40),则此书编撰在《学范》之后。据王惠序,知《学范》为赵氏典教琼山时编撰,当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后,此时曾鼎(字元友)已逝。且杨士奇所作墓志铭既未著录此书,亦无曾鼎“官岭表”的仕履经历,可知其非《文式》编撰者。今由方志及明人别集,可以考知编撰《文式》之曾鼎,字复铉,江西永丰县人,为曾棨从弟。永乐十年(1412)进士,宣德六年(1431)官广东按察使佥事,《文式》即编于任上。

《诗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徐泰撰。泰(一四二九—一四七九)字子元,浙江海盐人。弘治十七年(一五○四)举人,官福建光泽县知县。”按,此处徐泰卒年与其中举之年显然矛盾,连文萍、孙小力的编目皆已发现疑点,故均未再标生卒年。检《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徐泰(1429—1479),字士亨,更字大同,号白生,江阴人。景泰七年顺天乡试第一,选授罗田令……擢知荆门州。”(41)知此生卒年乃据上述同名者而来,《明诗话全编》“徐泰诗话”提要即据《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著录其小传。(42)然此徐泰实非著《诗谈》者。今检索曾任光泽知县之徐泰的相关信息,有两条材料可资利用:清钱载《萚石斋文集》(乾隆刻本)卷十五有《小瀛洲社会图跋》,云:“明嘉靖壬寅(1542),襄阳守徐咸东滨修社会于其小瀛洲,自为记,而图之者陈询。今此图万历丙申徐俊所仿,盖有溯先哲之流风,抚遗踪而欲见者,其去壬寅巳五十四年也。图之会者十老,布衣朱朴西村,年七十八;临江守钱琦东畲,先太常叔父也,年七十五;光泽令徐泰丰压,七十四。”据此,则徐泰当生于成化五年(1469)。又,清盛枫《嘉禾征献录》徐泰小传:“徐泰,字子元,号丰崕,海盐人。弘治甲子举人,授桐城教谕。落托不得志,为《悲世赋》以自广。正德癸酉(1513),主试江西。补蓬州学正,升光泽知县。告归,林居四十年,吟诵不辍。著《玉池稿》、《玉池谈屑》、《春秋鄙见》、《皇明风雅》、《诗谈》等书。……卒年九十。”(43)则知徐泰卒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

最重要的工作是由韩国学者赵锺业教授完成,他奠定了韩国诗话文献收集整理的基础,代表者是其编纂的《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太学社1996年版)。赵锺业先生集三十年收集之劳,网罗高丽朝至二十世纪东人诗话之著129目115种(其中有两种标为中国资料),是迄今为止收集相关文献最多的韩国诗话总集。但赵氏对于诗话取较为广泛之定义,凡涉论诗,皆可视作诗话,故将论诗诗、选集、文集、笔记中资料尽量收入,若以此为标准,则其书遗漏者便甚多。倘若以较为狭义之诗话定义来看,亦有可补充者。如南公辙《日得录》、李玄圭《诗话》、李熚《诗林琐言》、金泽荣《杂言》等。又如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所藏《海东诗话》,与《丛编》所收四种皆不同,静嘉堂本《大东稗林》所载《诗话汇编》也为赵编本所未收。又东洋文库所藏《见睫录》、美国伯克利大学远东图书馆所藏《海上清云》等,皆为诗话,实可再作增补。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蔡美花、赵季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以赵编本为基础,增加了一定的篇目,也作了一些注释,尤其是经过排印出版,扩大了读者群,也便利了学者的参考。赵编本是照原书影印,有一个简要的解题,校注本理应在其基础上,对文献的真伪、版本的异同、作者的考订作出应有的贡献,令人未免遗憾的是,若以上述要求来衡量,此书尚存在较多不足,有待后人继续努力的空间还很大。

《独鉴录》一卷,《全明诗话》提要:“觳斋主人撰。觳斋主人,撰者之号,生平未详。”《明诗话全编》等亦同。连文萍考出作者相关信息:“黄甲,字首卿,号凤岩,上元人(今属江苏)。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进士,除吏部主事,谪泰州运判,迁东郡监州,旋罢归。”(44)今据国图藏《凤岩山房文草》卷首自序,知黄甲又号“酒庵老人”,《上元县志》、顾起元《客座赘语》有传。其子黄祖儒《呓觉草后集》卷十三《志恸,六月廿三日》云:“大人生坎壈,追恸十五年。”(45)《呓觉草后集》为编年稿,此卷端大题下标“丙申”,则作于万历二十二年(1596)。据此诗,知黄甲卒于万历九年(1581)。

在单本诗话著作的整理(翻译和注释)方面,韩国学者有较多成绩,兹不一一列举。中国学者也有少量贡献,如邝健行整理的《清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刘畅、赵季《诗话丛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其二,诗话作者生卒年的考辨有误或缺考。明代传世文献颇丰,利用日益进展的检索手段,已相对可以较为便利地考证出作者的生卒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文献资料本身存在的问题或传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又,所存多种资料或互相矛盾,而研究者仅使用其中一种,未做深辨,易造成各为其说的局面,使人无所适从。

3.

《唐诗品》一卷,《全明诗话》提要:“徐献忠撰,献忠(一四九三—一五六九)字伯臣,上海松江人。嘉靖举人,官奉化县令。”《明诗话全编》提要:“徐献忠(一四六九—一五四五),字伯臣,号长谷,又号九霞山人。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举人。任奉化知县,后弃官寓居吴兴。”(46)又检《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徐献忠(1483—1559),字伯臣,号长谷,松江华亭人。嘉靖四年举人,官奉化令,有政绩。”(47)所据为王世贞为徐氏所撰墓志铭,《弇州山人四部稿》及《国朝献征录》皆见收录。(48)按,诸说皆本于此,而说法各不相同,原因在于墓志铭的表述本身有误,连文萍已有辨析:“据《国朝献征录》卷八五王世贞所著《徐先生献忠墓志铭》,谓其卒于‘嘉靖己巳秋’,享年七十有七,此说有所失误,盖‘己巳’为隆庆三年(一五六九)矣,而徐献忠之生年则为弘治六年(一四九三)。”(49)此同周著,然未作具体举证。检《中国历史纪年表》,嘉靖起壬午,终丙寅,并无“己巳”纪年。因此,这里的“嘉靖己巳”,或为嘉靖乙巳(1545)之讹,吴著取此;或为嘉靖己未(1559)之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取此;或为隆庆己巳(1569)之误,周著与连文萍取此。据徐献忠集中《壬子六十诞辰二首》(50),获知嘉靖壬子(1552)徐氏年六十,则其当生于弘治六年(1493),至隆庆己已(三年,1569)恰年七十七,亦可知“嘉靖己巳”确系“隆庆己巳”之误,周、连说是。

《诗体明辨》一卷,《全明诗话》提要:“徐师曾撰。师曾(一五一七—一五八○)字伯鲁,号鲁庵,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连文萍同。孙小力云:“徐师曾(1517?—1580?),字伯鲁,号鲁庵,吴江(今属江苏)人……生平见王世懋《徐鲁庵先生墓表》。”其实,三人均据王世懋《徐鲁庵先生墓表》。此《墓表》在《王奉常集》中作:“嘉靖庚午,先生年二十四矣。”(51)鉴于《墓表》仅称徐氏卒年六十四,未明确记载其生卒之年,则此为文中可以考知徐师曾生年的唯一线索,然而嘉靖并无庚午纪年。若为庚子(嘉靖十九年,1540)之误,则徐师曾当生于正德十二年(1517)。连文萍所取《国朝献征录》卷八十王世懋《徐鲁庵先生师曾墓表》,“庚午”已改作“庚子”,故不疑;孙小力仅见《王奉常集》本,故加“?”以示慎重。另,《明诗话全编》提要:“徐师曾(1530—1593),字伯鲁,号鲁庵,江苏吴江人”(52),未知所据。今检徐师曾《湖上集》,卷一有《丙子六月作》,诗云:“一月脱两齿,吾衰难具陈。……三立未能一,虚度年六旬。”(53)丙子当为万历四年(1576),此年徐师曾年六十,则当生于1517年,可证王世懋所云“嘉靖庚午”确为“庚子”之误。

与此类似者,还有皇甫汸,其生卒年有1498—1583、1497—1546等六种说法,汪惠民《皇甫四杰研究》对此有详细考证,认为皇甫汸当生于弘治十七年(1504)八月,卒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八十(54)。其说是,当从。

日本较为大型的诗话文献整理,始于大正九年至十一年间池田胤编纂的《日本诗话丛书》十卷(文会堂书店),收书六十四种,剔除其中朝鲜徐居正的《东人诗话》,实收六十三种。此后直到今天,再也没有较为大型的诗话整理本出现。六十三种日本诗话中,以汉文撰写者约三十种。

还有一些诗话作者,虽云生平事迹不详,但实际上其生卒年还是可以查考的。如《玉笥诗谈》二卷续一卷,《全明诗话》提要:“朱孟震撰。孟震字秉器,新淦(今江西新干)人。隆庆二年(一五六八)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诸家亦同。《全明词补编》已进一步考出其生于嘉靖十三年(1534)(55),所据乃是《明代进士登科录汇编》隆庆二年进士录,然此属官年,与真实年龄或有出入。我们考证得出的结果是:朱氏生于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初二日,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

韩国赵锺业教授有《日本诗话丛编》(太学社1992年版),乃以《日本诗话丛书》为蓝本,删去《东人诗话》,增加一种,并按作者的时代先后排列全书。马歌东编选校点之《日本诗话二十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同样以《日本诗话丛书》为范围,选择其中二十种汉文诗话校点出版,解题也是完全照译原书(原书无者亦不补)。池田胤书编纂年代较早,存在一些问题尚可谅解,但经过近百年的学术发展,有关日本诗话的整理工作仍然停留在当年的水平,甚至有所倒退,就不能不令人遗憾。本人收集的日本诗话已达百种,并且从诗话作者的文集中辑选相关文献为附录,将在近年整理出版,希望能够对日本诗话的整理现状有所改善。

《诗的》一卷,《全明诗话》提要:“王文禄撰。文禄字世廉,浙江海盐人。嘉靖十年(一五三一)举人。”《明诗话全编》提要则有“约一五八四年前后在世”的说明。按,王水照先生编《历代文话》所收《文脉》三卷提要云:“据其自撰《蛰存坯户记》,王文禄生于弘治十六年(一五○三)……《檇李诗系》称他‘年八十余,吟诵不止’。”(56)于王氏生卒年考证有了进一步的进展。(57)又,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有王士禄小传,于详述其卒之日事后,概言“文禄生平乐善,尤喜成就后生。有所闻见,辄谆复相告,八十九年如一日”(58),则王氏似当卒于万历十九年(1591)。复检得张凤翼有《挽王世廉》一诗,收入《处实堂集》续集卷九“壬癸稿”(万历刻本),为壬辰、癸巳(万历二十、二十一年)之作。其卒年大抵可定。

日本在单本诗话文献的整理上也取得一些成绩,如“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65卷收录了《读诗要领》、《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孜孜斋诗话》、《夜航余话》等数种,并加以校注。这些工作,多出于名家之手,固然值得信赖。但也有一些问题存在: 比如底本选择之不理想,《五山堂诗话》选用的是两卷本,而非完整的十卷本加《补遗》五卷本;有些日本历史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典故未能完全注释。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缺乏对日本诗话文献的整体收集、整理。至于日本诗话中最有影响的《文镜秘府论》,用力最勤、关注最久的反而是中国学者,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堪作代表。

《诗学杂言》两卷,《全明诗话》提要:“冒愈昌撰,愈昌(?—一六三三),字伯麟,江苏如皋人。万历诸生,为博士弟子员。”连文萍同,孙小力云其万历间在世。今检冒愈昌《绿蕉馆集》,卷一有《五先生诗》,其三《高明府子登》云:“夫子为如皋,我生之十八。文才数篇奏,目已一朝刮。牛刀未竟施,鸾翮旋膺铩。楚越两相投,高情劳呴沫。”按,嘉庆《如皋县志》卷十二“职官·县令”载:“万历八年,高瀛,浙江鄞县人,举人,改新城教谕。”可知冒愈昌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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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宇诗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云:“田艺蘅撰。艺蘅字子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岁贡生为徽州训导,罢归。”《明诗话全编》提要称其约1570年前后在世。王宁《田艺蘅研究》已考证出其生年为嘉靖三年三月初九日。(59)田氏卒年现不确知,然浙江省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七年(1609)徐懋升重刊本《留青日札》,卷首黄汝亨所作《重刻留青日札序》云:“闻子艺翛然辞世之日,戒儿女子辈勿哭”(60),则当卒于此年之前。

三、 东亚诗话的研究

其三,明诗话作者身份及科举功名、仕履等的缺漏或疏失。

诗话研究,如果从“批评之批评”的定义来衡量,《文心雕龙·序志篇》和钟嵘《诗品序》中对以往批评论著的批评,便堪称嚆矢。但以较为集中批评者而言,在中国以清人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为最早,成篇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其基本做法是“考故实,索谬讹”。但在东亚地区最早从事此类工作的,是朝鲜时代的洪万宗,他编纂的《诗话丛林》成书于“崇祯玄黓执徐”,即康熙五十一年(朝鲜肃宗三十八年,1712),其书凡例最末一则云:“古人名章杰句,杂出于诸家编录,而其中有不可不证正者,亦有所可监戒者。故今并博考,略加数款语于卷末云。”这就是其书卷末所附《证正》。而日本的同类工作,则始见于古贺侗庵的《非诗话》,成书于嘉庆十九年(日本文化十一年,1814)。但总体看来,这一类的“批评”还是属于传统学术的范畴。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东亚学术在西方的刺激和影响下开始了转型,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也因此成立。东亚诗话研究状况,以国别而言,中国学者取得的成绩相对可观,韩国、日本则较为沉寂。赵锺业之后,韩国学者集中于诗话研究方面用力者较少,只是在近年开始,安大会教授设计整理计划,正在逐步实施,希望通过若干年的努力,能够得到可观的成果。日本则在船津富彦之后,很少有人关心此类文献,更不要说研读此类文献,进一步作出研究了。虽然在1996年成立了“东方诗话学会”,成员包括来自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两岸三地,但相较而言,以日本的会员最不活跃。其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举行了十届,地点有韩国和中国的两岸三地,但一次都没有在日本举办,这多少也能透露出其中的一些消息。

如《诗家一指》一卷,《全明诗话》提要:“释怀悦编。悦字用和,嘉禾(今浙江嘉兴)人。诗僧。”《明诗话全编》亦作“释怀悦”。按,《四库全书总目·士林诗选》:“悦字用和,嘉兴人。永乐中以纳粟官通判。”钱谦益《小传》亦同,未言怀悦入释。陈尚君教授《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与汪涌豪合作)有关于怀悦被误作僧人的考证,云:“《中国丛书综录》收录《格致丛书》本《诗家一指》,谓作者为‘明释怀悦’,误。前引诸书均无其出家之记载。怀为吴中古姓,《广韵》卷一载:‘怀……又姓,《吴志·顾雍传》有尚书郎怀叙。’”(61)

二十多年前(1990),我在南京第一次和韩国车柱环教授见面,他对我说:“我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高次元的学问。”车柱环教授在钟嵘《诗品》的校证方面具有国际影响。钱穆1960年6月7日致孙国栋信中说:“穆此次去哈佛,晤北(案: 当作“南”)韩车君柱环,并细读其论文,以新亚研究所诸君相比,车君实无多让,并有胜过处;如此之例,实大足供吾侪之警惕也。”诗话属于文学批评史料,因此,在文献整理之后的研究,如果拥有较高的学术追求的话,便显出其难度,这在今天尤其如此。大体来说,有以下三端: 

《西园诗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张蔚然撰。武林(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明诗话全编》及诸家同。按,万历《福宁州志》卷八“福安县知县”:“张蔚然,仁和人,举人,(万历)四十四年任。”天启《平湖县志》卷一一“教谕”:“张蔚然,浙江仁和人,号维诚,举人,于(万历)三十九年任。张赓,四十一年任。”又,光绪《福安县志》卷十八:“张蔚然,仁和人,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顺天解元,万历四十四年知县,有政绩,建三贤祠。”光绪《平湖县志》卷一二:“张蔚然,字维诚(注:一作成),号青林,仁和人,举人,万历间教谕。博极群书,与士子讲学不辍,邑令缙绅咸就教。”清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下:“白石巡检司,在邑南一百二十里。……泰昌元年,邑令张蔚然刊木辟磴,求得胜地,置亭其上,名之曰“青林洞”。青林者,令别号也。令钱塘人,钱塘尝有青林洞。”(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以上检索所得的信息,皆可补其履历,亦可获其字号。

1.
需要全面把握基本史料,包括东亚各国。以东亚的全局来看,中国诗话的收集整理成绩最为突出,日本诗话资料的收集最为欠缺。本人也会加紧工作进程,争取以较完美的面目将这批文献贡献给学界。韩国诗话文献也大有增补、考订的余地,韩国本土所藏文献中也有不少遗漏,比如佚名的《诗话汇编》,多达12万字,就没有能够收入到诗话丛书之中。另有海外所藏的韩国诗话文献,也值得关注。

与其他大型文献的编纂一样,明诗话的汇辑、整理是一项艰巨、长远的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来不断推进。而明诗话作为中国近世文学批评之重要一环,其特色与价值,须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充分的阐扬。当今的明代文学研究已有很大的发展,尤其在诗文领域,这就对相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这方面的任务其实非常紧迫。我们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心并投入到这样的事业中,为现代学术的发展、更新夯实基础,同时亦借此推动明代文学文献学的建设。

2. 研究工作不能仅仅局限在诗话类文献,要与创作、思想、宗教以及历史背景作紧密结合。以日本诗话为例,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是五山诗僧虎关师炼,后人为便于区分,在“诗话”前加上了“济北”。作为临济宗的僧人,他的文学观念与禅宗并非毫无关系,想深入研究,不能不对五山时期的僧侣文化下一番功夫。又如古贺侗庵有《非诗话》,但他同时又和其父古贺精里同为朱子学的学者,而且研修的是日本式的朱子学——山崎闇斋的学问。如果同时关注其《刘子》、《侗庵笔记》、《四书问答》、《诗朱传质疑》、《读诗折衷》等相关著作,对《非诗话》的研究也就能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收稿日期]2012-04-26

3. 要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用心。比如以上提及《清脾录》的不同版本,固然可以从传统的文献学角度做异文比勘,但如果将书籍史和文学史相结合,也许可以作出别开生面的新研究,也能够对于研究方法作出新探索。

注释:

本文主要以十到十五年前所读书为基础写出,挂一漏万及评骘不当处在在有之,有待补充修正者甚多。马齿徒长,废学如旧,走笔至此,弥增愧恧。

①明崇祯间嵇留山樵编《古今诗话》亦为规模庞大的诗话丛书,计收唐宋至明诗话79种,然体例不精,颇有卷帙不全、随意摘录者。

本文摘自《古典诗话新诠论——复旦大学“鉴必穷源”传统诗话·诗学工作坊论文集》,中华书局2018年6月出版。微信书摘仅供参考,有部分节略,如需引用,请据原书。

②所收以宋诗话居多,如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在辑考宋诗话时皆曾利用过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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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关郭、罗两位先生几乎同时开展同样的工作及其体例内容的异同,可参看郭绍虞:《宋代残佚的诗话》,《文学杂志》193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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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参见陈尚君:《〈宋诗话辑佚〉匡补》,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四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裕民:《〈宋诗话辑佚〉补遗》,《文献》2001年第2期;岳珍:《宋诗话辑补》,《天中学刊》2003年第2期;马强才:《〈宋诗话辑佚〉拾遗初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等等。另,邓国军《宋诗话考论》(四川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以及钟振振有关《宋诗话辑佚》若干诗话校议的系列论文等,亦皆有所订正。

著 者:陈广宏、侯荣川 主编

⑤见“清诗话续编序”,《清诗话续编》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

丛书:中国近世文学批评研究丛书

⑥孙小力:《半生辛苦一部书——评周维德先生〈全明诗话〉》,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九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值得注意的还有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发行的《古今诗话丛编》、《古今诗话续编》,多珍本、善本,前者收录明诗话11种,后者计15种,吴文治先生主编的《明诗话全编》即采用了其中12种。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⑦又可参看上引孙小力《半生辛苦一部书——评周维德先生〈全明诗话〉》中有关该著所收不见于《明诗话全编》的统计与评述。

定 价: 58元

⑧详参以下具体分析、论述。另可参看孙小力:《〈明诗话全编〉遗漏书目提要》,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六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页 码: 484

⑨连文萍《明代诗话考述》记宋隆发书目所收明诗话为105种,或据其标准统计。见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第15页。

·本书由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诗话新编”首席专家陈广宏教授主编,共收论文19篇,集合当今海内外中国诗学及诗话研究的前沿成果。作者既有已经在该领域浸淫数十年的资深学者,如左东岭、张伯伟、张寅彭、蒋寅、孙小力、孙立、严明、郑利华等;也有近年来显露强劲实力的青年学者,如复旦大学周兴陆、南京大学卞东波、浙江大学叶晔;还有来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一流学者。他们分别就诗话的定义及其文献体例、诗话文献在东亚的环流与变异、近世诗学的重构以及诗话研究的新路径等议题作了集中深入的研讨。

⑩朱易安:《明代的诗学文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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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小力:《明代诗学书目汇考》,《中国诗学》第九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

(12)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5—340页。

(13)按,此处目录用明崇祯五年邵捷春、黄居中刻本,国图藏。《四库全书》本《笔精》在分卷及内容上均与此不同,可参看。

(14)连文萍:《明代诗话考述》,第362页。

(15)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8页。

(16)可参看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前言”的相关考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7)可参看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所刊朝鲜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二十卷及在郭绍虞先生基础上考出的每条材料的出处,第234—399页。

(18)见郭绍虞:《宋诗话考》下卷《古今类总诗话》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9页。

(19)《诗薮》“杂编”卷二《遗佚中·载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72页。

(20)周维德:《全明诗话》第1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473页。

(21)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惟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复譬说,未尝有失。”都穆《南濠诗话》云:“严沧浪谓:‘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此最为的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云:“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又,《艺苑卮言序》云:“手宋人陈编,辄自引寐。独严氏一书,差不悖旨。”胡应麟《诗薮》外编四云:“宋以来评诗不下数十家,皆啽呓语耳。铲除荆棘,独探上乘者一人,严仪卿氏。”显示出钟、严诗论在明代所受到的推崇。尤应注意的是,这一推崇,常常是与批评宋人诗话一并提出,故其不再是简单的对前代诗话价值的品第,而是体现了明人借由树立诗话经典范式来实现文体变革的意识。

(22)王世懋:《王奉常集》卷八,《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95页。

(23)如民国四年李详为丁福保作《历代诗话续编序》,首述诗话源流,以钟嵘《诗品》判流别为正始:“自宋以还,此体大备。譬之变风变雅,稍乖本始,其于知人论世则一也。《四库》总论所标五例,虽不能外,优者为之,辄自殊出。其他直如屠沽市侩计簿中语,犹有一节可取者,以其略著本事,可以考见当时风会得失,亦有不可废者。”《历代诗话续编》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

(24)乾隆《福建通志》卷三十二“名宦”有闵氏小传,曰“嘉靖十二年,宁德训导”;又,曾燠《江西诗征》卷五十九其小传载:“嘉靖间贡于乡,教授严州。有《诗话》、《文话》等书五十余种。”(嘉庆九年刻本)知主要生活于嘉靖前后,其《兰庄诗话》中亦有正德、嘉靖之纪事,而周著所记弘治九年序刊本未见相关目录著录,疑误。

(25)孙小力《明代诗学书目汇考》该诗话条下记其有40则,所举有《诗法统宗》本、《说郛续》本,当再检核《诗法统宗》本。

(2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八“杂家类”存目五《留青日札》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01页。

(27)郭绍虞先生在《清诗话》“前言”中,论及丁福保自编《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但由于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牟利性质而急于成书,故其自编二种诗话所据版本往往不加选择,校勘亦多疏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页。

(28)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34—635页。

(29)连文萍:《明代诗话考述》,第56页。

(30)其实,《说郛续》本除收专门摘录的《蓉塘诗话》一卷外,亦收姜南《抱璞简记》一卷、《投甕随笔》一卷、《洗砚新录》一卷、《大宾辱语》一卷、《丑庄日记》一卷、《辍筑记》一卷,皆其二十卷本中之内容。

(31)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集部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07页。

(32)周维德:《全明诗话》,第484页。

(33)李庆立:《怀麓堂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34)马云骎:《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35)王毅:《从〈明诗话全编〉说起》,《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36)《明代诗话考述》,第117—118页。

(37)《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9册,第551页。此录由林兆恩嫡传弟子莆田卢文辉首创而未成,再传弟子清陈衷瑜在卢氏遗稿的基础上删补而成。

(38)同上书,第581页。

(39)有万历三十八年郭泰乔三山宗孔堂刊本,日本蓬左文库藏;清光绪十九年长盛堂刊本作《林兆恩先生年谱》,福建省图书馆等藏。

(40)王水照:《历代文话》第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35页。

(4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第468页。

(42)(46)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89、3008页。

(43)盛枫:《嘉禾献征录》卷三十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44册,第649页上—下。

(44)连文萍:《明代诗话考述》,第135页。

(45)黄祖儒:《呓觉草》前集十二卷后集十三卷,明刻本,复旦大学古籍所藏胶卷。

(47)《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第473页。

(48)见《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九,题作《文林郎知奉化县事贞宪徐先生墓志铭》,台北:伟文图书出版公司,1976年;《国朝献征录》卷八十五,题作《徐先生献忠墓志铭》,《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04册,第615页下—616页下。

(49)连文萍:《明代诗话考述》,第104页。

(50)徐献忠:《长谷集》卷三,嘉靖间刻本,《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86册,第195页下。

(51)王世懋:《王奉常集》卷二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第413页下。

(52)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3888页。

(53)徐师曾:《湖上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1册,第90页上。

(54)汪惠民:《皇甫四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5—29页。

(55)周明初、叶晔:《全明词补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3页。

(56)王水照:《历代文话》第2册,第1689页。

(57)王文禄《蛰存坯户记》曰:“沂阳王生文禄,字世廉,父讳佐,母陆氏。弘治癸亥夏五二十九日亥时生。七龄就傅,弱冠受诗,正德庚辰游海盐邑庠,嘉靖辛卯中浙试式,壬辰遵养,乙未始计偕。戊戌、癸夘连罹内外艰。”《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四,涵芬楼钞本。

(58)徐象梅:《文定先生王世廉文禄》,《两浙名贤录》卷二,天启刻本。

(59)王宁:《田艺蘅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8—62页。

(60)田艺衡:《留青日札》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29册,第1页上。

(61)《陈尚君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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